“照”见幸福 疏泽民
照片是凝固的瞬间，它能定格时代的片断，也能照见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
我得到的第一张照片，是小学毕业时的黑白大头贴，领口的扣子将脖子勒得紧紧的，抿着嘴，憋住笑。相片是在学校走廊里拍的，斑驳的石灰墙上挂一块蓝布，距蓝布三四米远处架着盖有黑布的黑匣子，照相师傅变魔术似地从黑布里钻出来，轻捏一下橡皮球，笑着说：好了，下一位。
那张“好了”的相片，夹在母亲做布鞋用的剪纸样书里。后来我到省城读中专，母亲眼花纳不了鞋底，样书和那张照片，不知所终。
中专毕业离校前两个月，同桌借来相机，为几个老乡拍合影照。一周后，相片洗出来，清一色黑衣白脸，齐刷刷地站在方方正正的五层教学楼前，像一部老电影的片花，有点意思。
黑白“片花”夹在我的相册里，直到三十六年后的今天，依然一脸青春阳光。
毕业后在基层农业站工作，那里远离县城，精神文化生活贫乏。农业站和区公所里的六七个年轻单身汉，发起成立了青年文学社，并自编自印社刊《乡村文苑》。文学社作者与编者联谊，骑车外出采风，都有文友跟拍。相机挂在脖子上，像红军战士的望远镜，举在眼前，“咯吱”一声，镜头前的人和景，就凝固成像，惹得我好生羡慕：自己要是拥有一部照相机，到处游到处拍，多好啊。
这个愿望的实现，是在我调回县城的第三年春天。我用平时撰写科普文章攒下的稿费，买了一台腾马傻瓜相机。这种相机不用调焦，装好胶卷，对着镜头，按下快门即成，仿佛专为我这样的门外汉量身定制。晚饭后和妻儿在河边散步，逛公园逛街，我喜欢挂着相机，时不时“咯吱”一张。一卷36张的柯达胶卷，两三天就用完。冲洗出来的相片，很快就装满了几本相册，厚实实、沉甸甸的。
傻瓜相机拍照方便，但购买胶卷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冲洗相片麻烦，若装、取胶卷不当，一卷胶卷往往因为曝光而全部作废。那时我对相机又有了新期待：要是不用胶卷就好了。
很快，这个愿望就变成现实。2005年，我花1400元购买了一只三星智能数码相机。它比傻瓜相机体积小，不仅能拍照，还能摄像，并能对亮度、对比度、色彩、焦距、像素等拍摄要素进行调节。最重要的是，它不需要胶卷，一张4G的存储卡，就足以存储数千张图片或百余分钟的视频，用数据线导入电脑，随时剪辑、修改、打印，十分方便。
数码相机淘汰了胶卷，但很快又被自带拍摄功能的3G手机淘汰。几年后，4G又淘汰了3G，手机越来越薄，越来越轻。出门在外，手里捏着手机，随时抓拍或自拍，即时发到朋友圈。自从有了智能手机，照相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电子表格需要“贴”相片时，自己靠墙站定，拿起自拍杆轻轻一按就成，需要几寸剪几寸，若还需要纸质版，用相片纸打印出来，真是即拍即取，取舍自如。
手机强大的照相和摄像功能，让我爱不释手，它是我的另一双眼，带着我追寻美，发现美。近年来，我参加了宣传部门组织的“脱贫攻坚”“聚焦经济发展”“生产救灾”等大型采创活动，深入基层生产一线，用手机拍摄先进典型，记录英模故事。通过采访，我编写拍摄了微电影、微视频，还撰写了多篇弘扬正能量的报告文学。这些微电影、微视频、宣传片在当地电视台、网络媒体循环播放，报告文学也在官方媒体发表，起到了鼓正气、发正声的作用。现在，我加入了省、市报告文学学会，当选地级市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自觉扛起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利用手机和笔，为新时代放歌。
从黑白相片到彩色胶卷，从被动照相到主动拍摄，从大头照到英模剪影，从实物相册到电子相册，几十年来，我保存的这些照片记录了人生成长经历，也见证了社会进步和时代变迁。闲翻这些相册，于我是一次提醒，它让我知道，相片的点滴变化，都离不开祖国的繁荣昌盛，离不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照见现实。我坚信，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人民生活越来越富裕，照相的载体和形式也一定越来越丰富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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