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志研究中 探索人类学的伦理转向
主办方供图
由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社会工作系承办的“人类学的伦理转向与中国研究”学术工作坊于6月29日至30日在杭州灵隐宾馆举行。来自国内外十余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参加了此次工作坊并就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
“伦理转向（ethical turn/moral turn）”是西方人类学界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作为关注实际生活经验、以田野调查作为基础的社会科学，人类学对研究对象的伦理准则、价值观念的记录和分析由来已久。但“伦理转向”之所以成其为一个“转向”，其意义就在于不再把关乎良好生活与是非善恶的原则和行动看作是一个庞大文化母体的衍生品，而是以伦理问题作为出发点，反思他者生存于世界之上的一些更为根本的状况和境遇。它反对将伦理生活视为一套整齐划一的文化“产品”，强调需要在行动者/感受者/表述者的具体生活实践中观察“好人/好事”如何生长，以及伦理行动的主体与周遭世界之间的复杂纠缠。美国人类学家Cheryl Mattingly和Jason Throop认为，“伦理转向”有三个重要的理论资源，一是语言人类学中对日常交流的洞察，以及连带出的“寻常伦理（ordinary ethics）”问题；二是现象学人类学（phenomenological anthropology）中对道德经验的强调；三是后福柯主义/新亚里士多德学派对“美德”问题所展开的思辨。简言之，“伦理转向”虽发轫不久，甚至缺乏相关术语、概念的统一，但却代表着人类学内外联动，以新理论工具撬动经验反思，以拓展学科视野的蓬勃野心。
中国文化历来看重教化修身，相应地，在中国研究的传统当中，伦理道德问题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前辈学人就曾对这一问题着墨甚多。此次工作坊的召集者表示，在急速变迁的中国社会进行人类学研究，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大量关乎伦理的问题，而“伦理转向”中所蕴含的新思路，有助于我们拓展自己的视野，在更为宽阔的比较视野中重新激活中国经验。鉴于国内人类学界尚未系统性地对这一思潮进行回应和反思，他组织这样一场学术对话，希望能够汇聚对此问题有一定研究经验的中青年学者，在交流中碰撞出新的想法。
工作坊以北京大学赖立里题为“本体论转向的伦理关怀：重新思考“知识””的演讲开场。她将“伦理转向”与当代人类学另一场声势浩大的理论运动——“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关联起来。她以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为立足点，重新思考人类学所追求的“他者的知识”，强调我们不能将这种知识不加反思地等同于英文的“knowledge”。后者只承认那些事实清晰、原则明确且可以被加以言说的知识，但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知识可能是非原则性的、弥散的，是促使当事人走向伦理行动但却并不必然导向确定之结果的“致良知”。通过对一位瑶族民间医生救治病患的故事的阐述，赖立里认为“伦理转向”中的伦理可以是安乐哲（Roger Ames）所讨论的角色伦理（ethical role）。伦理是行动者介入其所处世界的原则和驱力，具有一种本体论意义。
工作坊按照不同议题被划分为七个分论坛，但如果从民族志研究的纵深程度而言，与会人的论文其实在三个不同层次上谈论了各自所处理的伦理碰撞或道德生活。这三个层次分别是：个体如何妥善地居于他人和万物所构成的世界；共时和历时维度上的社区道德再生产；全球化潮流中的相遇和摩擦。
人类学的立身之本在于对真实生活经验进行持续而深入的观察和分析，因此在微观层面揭示人的生存处境历来是其重要的研究切入点。“伦理转向”中的许多研究正是在这一层面贡献了诸多极具穿透力和想象力的新思路。本次工作坊的多篇论文涉及这一层次。例如，南方科技大学袁长庚通过对华北某城市保健品直销群体中一次“肝胆排毒”活动的分析，反思了“具身（embodiment）”这一身体-医学人类学中的经典概念。在地方社会变迁和健康实践的背景下，参与者热切地寻找着体内之“毒”，并且通过对这种异物的凝视和解说来重新唤醒自己极具道德意味的身体。“排毒”在此意义上成为个人生活历程当中的一次哲学“事件”，它短暂地造成了意义结构的破裂，并且促使主体通过行动去弥合这种断裂。由此个案出发，他认为我们应当重视“具身”的事件性（eventfulness），以及在此事件当中被重塑的身体所蕴含的伦理意义。同时，身体并非一个可以被随时随意激活的原子式的存在，“具身”之“身”嵌入于一个人和万物关联的网络，具身事件所激活的是整个网络。
南京大学杨德睿发表的研究是对城市中产阶层中流行的“心灵成长工作坊”的参与观察。通过对此类工作坊活动流程、参与人员及其情绪变化以及活动中随时出现的自我表述、话语制造的呈现，他认为活动中浮现出的“我”是一个充满意欲的个体，不断地向他人提出要求，同时也不断试图依靠“自我提升”来修补关系。在对个体生命史的一种病理学回溯中，自我总是返回到孩童状态，经历、梦想、信念、身份之类社会属性被遮盖，而意欲的满足则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必经之路。这种经验和话语的重构充满道德色彩，但却实际上脱离真实的伦理实践，弱化各方责任义务，以至于提升自我的梦想有时候只能诉诸于“命”、“运”。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耕的研究所关注的是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占卜者。通过对民族志材料的呈现，李耕认为，所谓“算命”并非只是对易理的运用或对未来的预见，占卜者常常诉诸于传统民间道德。占卜既是对过往经验的判定，也是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和启动。与杨德睿所描述的成长工作坊不同，占卜者强调在社会、家庭关系网络中理解“命”的好坏，强调当事人必须依靠行动去动态平衡自我运势中的诸多力量，最终实现美好生活。在与顾客的交流中，占卜者并非通过其解释的耸动或颠覆来确认自我的独特性。相反，他们立足于民间道德文化的小传统，对顾客的生活提供一套修正建议，促使后者能从更广泛的角度理解自我的处境和道德义务，而非一味地滑入个体主义式的自我保全。
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周雨霏发表了她正在进行中的有关藏獒的研究。该研究既回应了“伦理转向”中的诸多议题，也吸收了近年来“跨物种/多物种（multi-species/inter-species）”民族志研究中的成果。她讨论的核心议题是獒犬之“凶猛”，以及这种凶猛如何被赋予了多重的伦理、市场含义。对充满符号意义的藏獒而言，“凶猛”承载着其异域的独异性，是其市价飙升的重要“卖点”。但是对一种需要被驯服、生存于人类家户中的动物而言，“凶猛”则增加了人犬互动难度。“咬人的好狗”当中所蕴含的伦理困境映射出社会变迁、文化差异乃至全球文化政治景观。在田野调查中，周雨霏亲身参与藏獒狗场的繁殖、养育工作，在实践中对跨物种伦理对话提出了新的想法和角度。下一阶段她的研究将进一步向藏区獒犬产地以及下游藏獒消费市场延伸，以期对这一问题有更为全面的描绘。
浙江财经大学卢成仁对土壤改良问题进行了细节生动而详实的多点民族志研究，他颇具创造性地将费孝通的经典命题“被土地束缚的中国”转向“被土壤束缚的中国”。通过多年追踪一些民间有机农业实践者，卢成仁的讨论从技术性的土壤改良困境，延伸至这一民间行动参与者们对自我、环境乃至宇宙的理解。在土壤改良充满困难与不确定性的行动中，“生态农夫”们以一种更加彻底的个体主义的姿态重塑自我与周遭世界的关系，但这种个体式的行动却又以对土壤的关切为核心，时刻朝向他人和未来。这项研究与过往数十年来中国社会市场经济中新型主体性生成的研究相呼应，但却在更为宽阔的理论视角上延伸出更加多元的阐释空间。
来自浙江财经大学的施旦旦是一名社会工作研究和实践者，她以自己在社区中的研究经历为基础，提出了更具有反身性的问题：田野工作者如何理解、处理自己在他人生活中的伦理角色？如何处理自身介入所可能引起的伦理扰动？在高度流动性的社会生活中，研究者本身所承载的多重身份，以及社区权力网络中的动态关系，都挑战了“价值无涉”的立场假设。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反思田野研究的“烹饪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如何对研究的结果、呈现产生影响。
“共时和历时维度上的社区道德再生产”，关注的是社区内部伦理知识、原则的规范作用及其再生产。与经典涂尔干道德研究范式不同，“伦理转向”更加强调个体的道德体验，日常性以及再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断裂和错位。中山大学张文义提交给工作坊的论文主题是中国西南边疆跨境婚姻中的缅甸克钦新娘及其主体性。这个特殊群体在国民身份、信仰实践和亲属伦理中都有诸多模糊甚至冲突之处，例如在现行中国国籍管理制度下的落户困难，嫁入当地景颇族家庭之后如何在基督教信仰和传统民间宗教之间寻求平衡，以及跨国婚恋本身的脆弱性。张文义提出，以伦理的视角审视，田野中的人们体现出一种“散布式主体性（distributed subjectivity）”，它立足于一对相互生成的双重要素：当事人自我的伦理展演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社会成员所提供的社会资源基础。张文义强调，所谓“散布”，指的就是主体性的这种关联状态。
浙江财经大学胡梦茵在工作坊中发表的研究基于其在滇西藏区的一个天主教村落中的田野观察，其关键词是带有伦理色彩的“劳作”观念。通过对三个个案的分析，她展现了一个宗教社区中人们对劳动和财富的关联性解释，以及这种解释如何被应用于对社区史、生命史的重新解读。无论是集体主义时期带领学生在教堂里养猪的教师，以兜售葡萄酒为副业的神父还是被家人贪欲驱使外出采摘松茸意外殒命的孩童，他们的故事既体现着外部社会变迁对社区的挤压，也反映出社区自身意义系统应对外力所产生的新的叙事逻辑。
挪威奥斯陆大学尹韬的研究接续了近二十年来中国乡村法律人类学研究的传统，通过对登封乡间一部普法戏剧剧本的编写过程的讨论，他试图展现国家法与地方习俗、制度之间的嫁接转译。这部名为《山花》的剧本围绕女性土地产权以及家族伦理冲突等内容展开，在各种看似难以协调的法律传统之间自由穿梭，将各种法治资源整合进入当地居民可以理解的言说系统。尹韬提醒我们注意剧本的编写者，他们是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翻译”，也是社区伦理冲突、文化交流的协调者。他们对文化资源的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使得变迁时代的“规矩”成为可能。
同样聚焦于乡村社区的伦理生活，兰州大学刘宏涛的田野地点在海南岛的美孚黎族村寨。美孚黎人的道德原则以亲属制度为基础，社区伦理评判的标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利于亲族存续发展。但是刘宏涛有意识地与涂尔干道德研究传统展开对话，他强调人们通过灵活掌握和解释制度来充分地发挥其能动性。对少数民族社区而言，经济发展、人口外流、文化嬗变之类的客观压力使得坚守传统困难重重，对生活在变动世界当中的人们来说，“传统”和生活的种种道理需要被不断重新“发明”。但这种“发明”本身需要行动者具有敏锐的制度自觉和伦理自觉。
同济大学陈晋的论文是对川滇交界纳人（摩梭人）达巴“木卡布”仪式的再解读。“木卡布”仪式是对恶灵的驱逐，一种与辞旧迎新、洁净家屋有关；另一种则专门针对死亡。通过聚焦达巴的唱诵和高度符号化的仪式展演，陈晋试图展现纳人社区当中的空间权力及其所蕴含的道德意味。不同于“伦理转向”对文化政治模糊化、弥散式的处理，陈晋更加突出道德与象征权力、宇宙观秩序之间的关联，以及它在仪式实施过程中被突出强化的处理方式。
中国的崛起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一方面是我们需要持续地开眼看世界，另一方面则必须在处理中国经验的同时充分考虑全球的因素。本次工作坊中数篇论文恰恰体现出中国和世界如何彼此成为认识的参照和背景，从而使传统的研究题目换发新的活力。例如，中山大学段颖从缅甸军政时期的合法性危机以及国家与社会的疏离切入，对缅甸华人生存伦理和文化政治展开讨论，充分显示出缅甸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过程、东南亚区域格局与地缘政治以及地方文化传统等多重“平行世界”所构筑的华人日常生活。在各方力量纠缠交错、种种形势变幻叵测的背景之下，华人周旋于军政府、地方政治力量、僧伽集团以及市场经济之间，运用各种资源和策略，获得社会认可，同时利用道德与价值的重塑，以及公共舆论中的戏谑、传闻与黑色幽默，解构军政专制的合法性，进而为自己建立可能的自主空间与抵御风险的围墙。我们可以说，这是全球史在地方的再现，也是文化—道德传统在异域他乡的混融性再造。
中央民族大学邱昱所处理的问题则是中国人的另一种“走出去”。她所汇报的研究有关今日华人慈善在坦桑尼亚的落地及其挣扎。这种慈善活动的主体是商业精英及汉传佛教组织。邱昱的研究所揭示的，大都是这些慈善活动者们的挫败和误解。与期待中的“感恩之心”不同，受到惠赠的坦桑尼亚人并不会对具体的施惠主体心存感激，他们更愿意相信这是上帝普慈的显现。邱昱以此提出她对跨文化伦理的疑问：如果差异无法消除、对话无法畅通，那么伦理主体如何保证行为的自洽？通过引入“伦理错置”、“伦理黏连”之类的概念，运用更偏向结构式的分析进路，她认为保存深切差异性的伦理平衡在实际生活中是可能的。
来自厦门大学的冯莎、张志培所讨论的问题是西方国家“归还”被殖民地文物所牵连出的争议。在这一背景广阔的人类学研究题目中引入了对“物”及其所有权的思考。在他们看来，无论是西方政客号召摆脱“白人负担”，洗涤殖民“罪孽”的话术游戏，还是第三世界要求归还本民族文化瑰宝的强烈诉求，都无法成为一种面向未来的伦理关系的基础。这种历史与现状、西方与他者之间面对如何想象未来而陷入的僵局，背后是从生态、性别、族群乃至阶级和国际法角度所衍生出的一系列冲突。他们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更为宏观但又迫切的提醒：对历史沉积、权力交杂的伦理问题而言，既有的理论资源可能无法作为分析问题的依据，对公正之类伦理准则的诉求也必须被置于彻底的知识反思之中。
华东师范大学黄剑波教授、南京工程学院张志鹏教授分别对工作坊进行了总结。黄剑波认为，“伦理转向”并不是单一齐整的学科趋势，它自身本就包含许多相对松散的内容和进路。结合“伦理转向”的理论背景，他强调我们需要重视这一学科动态的具体语境，避免笼统而生硬地照搬其结论，反而无助于拓展人类学中国研究的视野。他也谈到了“伦理转向”与“本体论转向”之间的关系，强调这二者虽然有着完全不同的缘起和脉络，但它们都象征着人类学对如何理解人类生存处境的自我修正，而且都牵连出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在总结的最后，他号召参会人员还是应该在研究和教学之中从基本的阅读开始做起，应该对“伦理转向”的重要人物、著作展开更有针对性的分析。
张志鹏教授的发言题为“伦理人类学在中国：从何出发？转向何处？”，更加具体地从中国现代学术的传统和使命当中提出对“伦理转向”的理解和反思。他认为无论在早期社会学人类学的经典研究当中，还是在类似《江村经济》之类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发轫之作里面，都有对伦理生活的关注。“伦理转向”之所以能够而且应当被当代学者讨论，一方面在于其因应着全球化、社会变迁当中涌现出的新问题、新趋势；另一方面则在于它本身和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使命息息相关。他倡导人类学家能够将田野从边缘人群延伸到企业、政府、宗教团体这样的主流群体，将中国语境内的种种新问题和全球背景相关联。“伦理转向”不仅是一种学术思潮，它同时也有助于人类学在中国知识生产的生态系统中实现自我的转型和提升。
这次工作坊是国内首次以“伦理转向”作为主题的系统研讨。与国外学界已经累计的成果相比，中国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讨论才刚刚起步。一方面，整个工作坊体现出与会者试图跨越中西、重新审视自我研究、实现学科知识更新的努力；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欣慰地看到研究者们所坚持的某些基本的理论自觉。面对外界学术热潮，参会者并未盲目跟风，而是不断从各个角度提出反思和质疑，而这些反思和质疑又与他们所在的中国研究的传统息息相关。在工作坊最后的圆桌讨论中，参会者表示对这一主题还将持续关注，对相关理论还要进一步在田野实践中加以检验，并且希望工作坊在将来一段时间内持续举办，一起能够产生真正对中国研究有所助益的思想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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