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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闭幕的世界卫生大会上,传统医药和游戏障碍被正式纳入《国际疾病分类》体系 百年国际疾病标准再扩容

安徽工人日报 2019-05-31 03:24 大字

5月26日,河北省沧州市人民医院国医馆的工作人员在为患者抓药。

新华社发(傅新春 摄)

5月28日,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闭幕。

本届大会上,2007年启动第11次修订工作的《国际疾病分类》于5月25日获得通过,成为大会的一大看点。

其中,将起源于中医药的传统医学首次纳入其中,对中医药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意义;而出现在《国际疾病分类》中的游戏障碍和职业倦怠,及其引发的关注与争论,则折射出社会对更广泛健康问题的焦虑与担忧。

传统医药走出“信息孤岛”

作为权威的国际标准,《国际疾病分类》已有百年历史。

2009年,基于全球范围内中医药越来越大的服务量和市场,世界卫生组织在加强和发展传统医学战略实施过程中意识到,在该体系中应有符合传统医学需求的分类代码体系,由此提出在第11次修订中增加传统医学章节,启动传统医学国际疾病分类项目。

为此,世卫组织召集了以中、日、韩三国专家为主的国际专家团队共同参与制定相关条目。

《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本》中,这一凝结了多国10余年共同努力的成果,以“传统医学病证——模块1”的补充章节形式,呈现在人们眼前,建立了以中医药为基础,兼顾日韩传统医学内容的病证分类体系。

“奇经八脉”“任督二脉”“阴虚阳虚”“风寒肝火”等传统医学150条疾病和196条证候条目均纳入其中,成为国际疾病“通用语言”。

将有关传统医学的补充章节纳入《国际疾病分类》,使人们首次能够统计传统医学服务和就医情况,评估其形式、频率、有效性、安全性等,并可与主流医学和研究进行对比。

此外,相关数据不仅可以从中国收集,还能在国际上更广泛地收集,因此可为中医药临床研究提供更多、更可靠的依据。

对于此前一直缺少具有国际标准化的统计口径,导致传统医药的相关服务信息、资源状况等处于“信息孤岛”状态的传统医学而言,这无疑是一次宝贵的发展机遇。

游戏“是病”引发持续争议

《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本》正式将“游戏障碍”列为成瘾行为的一种。

然而,从2017年世卫组织专家提出该建议,到2018年6月“游戏障碍”被纳入《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本》草案,再到获得正式通过,围绕该问题的争论始终存在。

与“游戏障碍”去年第一次被列入《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本》草案时相比,正式通过的《修订本》文件中对“游戏障碍”的明确定义首次进行了具体的说明:

对游戏行为的控制力减弱(例如无法控制游戏的频率、强度、时长和具体情境等);

将游戏的优先级不断提高,优先于日常生活和其他正常兴趣爱好;

在出现负面影响后,依旧继续加大游戏行为的力度,以致个人、家庭、社会、教育、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领域的巨大损害。

《修订本》指出,这些行为可以是连续的,也可以是偶发且反复的。理论上,以上的行为模式需要持续至少12个月才能作为诊断依据。但如果患者满足所有行为模式且“症状极为严重”,医生可以酌情缩短时间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从草案到正式文件,在《国际疾病分类》中被列为疾病的条目从来不是“游戏成瘾”,而是“游戏障碍”。

事实上,《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本》并没有定义电子或网络游戏必然导致成瘾行为,它强调的始终是游戏可能导致成瘾后的失调障碍。

与“游戏障碍”一同归在“由成瘾行为而导致的障碍”条目下的,还有人们熟知的毒品成瘾、酒精成瘾、烟草成瘾等。

尽管世卫组织对“游戏障碍”的“入病化”处理十分谨慎,此举还是引发了持续争议。

5月25日《修订本》通过后,韩国负责保健卫生事业的保健福祉部和主管游戏产业的文化体育观光部在此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后者明确反对将“游戏障碍”列为一种疾病。

对于持续不断的争议,世卫组织表示,希望不断推进相关的治疗研究,并收集患者人数等准确的统计数据,从而更好地帮助各国家和地区的疾病治疗。

事实上,与将“游戏障碍”列入疾病相比,如何对其加以治疗,是一个更加困难的课题。

目前世界各国能够真正治疗“游戏障碍”的专业医疗机构寥寥无几,摸索出一套系统的医疗体系,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职业倦怠“入病”:值得重视的误会

5月28日,世卫组织专门在官方网站发表声明,澄清“职业倦怠”并没有被列为“医疗状况”,而是作为“职业现象”被列入《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本》。

事实上,《国际疾病分类第10次修订本》就已经收录了作为职业现象的工作倦怠。只不过在最新版的《国际疾病分类》中,其定义较上一版有所变化。

《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本》对职业倦怠的定义为:“长期暴露于工作场所压力,且未能成功管理,所造成的一种综合征。”

具体而言,根据《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本》,如果个体存在以下表现,则可考虑是否出现职业倦怠:感觉能量耗竭或精疲力尽;精神上与工作逐渐疏离,或对工作存在消极的或愤世嫉俗的感觉;职业效能感下降。

世卫组织表示,在考虑给出职业倦怠的判断之前,医生应首先排除适应障碍及焦虑或心境障碍的可能。此外,该条目仅适用于工作环境,不适用于其他的生活情境。

近年来,“过劳死”“过劳肥”等因劳动强度过大损害劳动者身体或精神健康的研究或报道屡屡引发关注。为了解决或缓解此类问题,不少国家甚至专门推出相关法律。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过劳死”开始成为日本的一大社会问题。为了改变职场人的“过劳”状况,日本国会2014年6月通过了《过劳死等防止对策推进法》,该法律首次将制定防止过劳死的对策定位为国家义务。

在“过劳”问题上,韩国的状况也不乐观。有媒体报道,2017年,韩国人均年工作时间以2024个小时高居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第三位,高出该组织平均水平近300个小时。据统计,目前韩国每3名劳动者中就有1人处于过度工作状态。

2018年7月,韩国政府通过立法将每周68小时的劳动时间下调为不超过52小时,韩国总统文在寅强调:“这是减少过劳死、工伤、疲劳驾驶和保障劳动者生命安全的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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