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学”一词 在中国何时出现？
蔡元培曾说：“凡学之起，常在其对象特别发展以后。烹饪、裁缝、运输、建筑之学旧矣，积久而始有理化；树艺、畜牧之业旧矣，积久而始有生物学、农学；思想、辩论、信仰之事旧矣，积久而始有心理、论理、宗教诸学；音乐、图画、雕刻之术旧矣，积久而始有美学。”（见徐宝璜《新闻学》序言）出版学是研究出版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在我国，出版活动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出版学”一词的出现历史并不久远。
关于“出版学”一词的由来，学术界一度认为是日本学者提出来的，后经南京大学张志强教授考证，该词最早见于中国学者杨家骆在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图书年鉴》中，该书的“出版事业志”里面提到了“出版学研究概况”（见《编辑学刊》2001年第2期《“出版学”概念的历史考察》）。此后，国内外的学者在论著中谈及“出版学”一词的最早提出时，大都认可张志强教授的考证结果。例如，商务印书馆2015年出版的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辅导教材《出版专业基础(中级）》，以及韩国出版学会会长李钟国在我国的《出版科学》杂志2008年第6期上发表的《对出版学研究过程的理解——以韩国出版学研究为例》一文，其中都采纳了“出版学”源于杨家骆的《图书年鉴》说。
其实，“出版学”一词早在1925年就已经两度出现在上海南洋大学的《南洋周刊》上。《南洋周刊》1925年第六卷第六号第11至14页，发表了作者署名为“逵”的文章《吾国图书馆应采何种分类法的商榷（八续）》，其中第13页分类法第“六五五”类即为“刷印术，出版学”。同页还出现了“广告学”“运输学”“制造学通论”“交通学及商学通论”等分类。《南洋周刊》1925年第六卷第九号第36至43页，发表了作者署名为“逵”的文章《吾国图书馆应采何种分类法的商榷（十）》，其中第41页“别集”部分写到了“别集以学术分别”，并将“别集”分为“目录学家传及言行录等”“图书学家传及言行录等”“字典学家传及言行录等”“出版学家传及言行录等”“新闻学家传及言行录等”。
由上述《南洋周刊》的两篇文章可见：在1925年时，出版学就曾与广告学、目录学、新闻学等具有同样的学术地位，被学者当成一门学科、一门学问来分类；出版学家在那时即与目录学家、新闻学家并称。因此可以说，与当代出版学内涵基本相当的“出版学”在那时已然形成。
《南洋周刊》1919年创刊，南洋大学学生会南洋周刊社出版发行，曾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多地有代派处所，内容涉及校内外新闻、时事评论、人物访谈、诗词、散文、小说等等。1926年南洋大学编印的《南洋大学概况》称“学生会之《南洋周刊》、经济学会之《经济学报》、工程学会之《工程学报》内容均甚丰富”。
根据上述《南洋周刊》两篇文章的作者署名完全相同、两篇文章的题目除序号不同外其他文字完全相同以及两篇文章末尾的标注“（未完）”可以判断，这两篇文章应是同一作者同一系列文章中的两篇。进一步查阅《南洋周刊》，可以在该刊1924年第5卷第3期，1925年第5卷第7期、第8期，1925年第6卷第3期、第4期、第5期、第7期，1925年第7卷第2期上看到署名为“逵”的另外几篇同名文章，除1924年那篇以“吾国图书馆应采何种分类法之商榷”为题目外，其他几篇都以“吾国图书馆应采何种分类法的商榷”为题目，文章题目附带不同的序号。虽然上述《南洋周刊》中的这些文章从刊登时间来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连载，但各期内容是连贯延续、有机统一的。
署名为“逵”的作者是谁呢？（在《南洋周刊》以及其他民国期刊上，可以看到当时很多作者署名时只署一个字。）这位作者对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竟有如此深入系统的研究。经多方查阅文献可知，这位作者全名叫陈伯逵。
陈伯逵，又名陈天鸿，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家，曾在上海的南洋大学图书馆任职，他在1926年出版有《中外一贯实用图书分类法》一书。该书的内容正是作者对之前发表在《南洋周刊》上的系列文章的汇编。在《中外一贯实用图书分类法》中，“出版学”共出现三次：第一次出现在第34页，即分类法“六五五”类“刷印术，出版学”（《南洋周刊》中《吾国图书馆应采何种分类法的商榷(八续)》的内容）；第二次出现在第46页，即“目录学家传及言行录等”“图书学家传及言行录等”“字典学家传及言行录等”“出版学家传及言行录等”“新闻学家传及言行录等”（《南洋周刊》中《吾国图书馆应采何种分类法的商榷（十）》的内容）；第三次出现在第70页，“出版学 六五五·二”，这页为该书后面附录的内容索引页。
陈伯逵还曾在1931、1932年的《中国图书馆声》杂志发表过多篇以“中外一贯实用图书分类法子目增补”为题的文章，对《中外一贯实用图书分类法》一书进行后续拓展和研究。此外，陈伯逵还有《袖珍算学公式大全》等著作行世。另外，陈伯逵还曾在《中国图书馆声》杂志1931年第2期发表《代电：督促圕界共起唤醒阅众抗日救国》一文，为唤醒读书人的抗日救国热情鼓与呼。因此可以说，“出版学”一词的提出者陈伯逵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出版事业和抗日救国事业的发展都曾作出过一定贡献。
“出版学”在1925年出现绝非偶然，它的出现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的。
其一，我国有数千年的出版史。从竹木简牍的出版，再到写本、印本的出版，出版活动一路薪火相传，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出版学”一词出现较晚，但出版活动从未间断，生生不息，这为出版学的出现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其二，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考量，“出版学”这个词在当时出现也是恰逢其时。清朝末年，“出版”一词在国内已广为流行；到了民国初年，“出版界”“出版家”“出版人”“出版物”“出版法”“出版业”“出版发行”“出版事业”等词语均已在媒体和社会上广泛出现和应用，这都为“出版学”一词的出现提供了现实环境和语言可能。
其三，从当时的法律角度来看，1925年前，已经有《出版法》《著作权法》《出版法实施细则》《报纸条例》等诸多与出版有关的法律法规出台，虽然这些法律法规在很大程度上钳制了公民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但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出版行业在当时社会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有了这样一个重要行业（出版行业）的存在，研究这个行业的学问（出版学）自然会应运而生。
其四，到了20世纪20年代，我国的出版业尤其是上海地区的出版业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社会各界对出版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蔚然成风，这为“出版学”在上海出现提供了理论可能。这一时期，上海的出版单位林立，出版及相关行业从业人员多，出版家辈出，图书、报纸、期刊等出版物的数量和质量都较以前有很大飞跃，出版届对出版学的研究也悄然兴起。仅以商务印书馆为例，1925年之前，就出版过两种名称中含有“出版”二字的期刊：1914年创刊的《出版界》、1924年创刊的《出版周刊》。从这两种专业的出版类期刊的出现，就能从一个侧面管窥出当年出版学在上海形成的理论基础。
此外，1925年前，相关学者已经在各类媒体上发表了大量的对出版领域深入研究的文章。单以《东方杂志》为例，1924年就发表了《俄国的出版事业》《一九二二年欧美出版书籍统计》《现代之出版自由》等大量出版类文章。其中王世杰发表在《东方杂志》1924年第1期的文章《现代之出版自由》至今读来仍铿锵有声、震撼人心。
另外，从新闻媒体对出版的关注也可以管窥出版学的兴起。例如，民国时期的著名媒体《民国日报》曾高度关注出版界，仅以该报1921年“觉悟”副刊为例，当年就刊发了《出版物底愆期》《出版界底一个忠告》《出版物底愆期与早产》《出版物愆期底分别》《杭州最近的两种出版物和两个团体》《旅东随感录：出版界与读书界底系统组织》等大量聚焦出版领域的文章。当时，其他媒体刊发的与出版有关的学术文章更是难以胜数，这都为出版学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氛围。
其五，1925年前，我国的出版教育已经发端。1922年9月24日《申报》刊登了《中华书局委托开办国语商业夜校招考》广告，其中第三条为：“本校教科分为三类如下（甲）国语，细目凡五，注音字母、国语会话、国语文法、作语体文、发音学及音韵学大意（乙）商业，细目凡四，商事要项、簿记、文牍、广告（丙）书业常识，如编辑、出版、印刷等。”此广告明确将编辑、出版教育列入学校课程，这也是出版学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华书局的这则广告在《申报》1922年9月29日、10月1日、10月3日有重复发布，足见当时招生宣传力度之大。
综上可知，作为学科术语的“出版学”一词在1925年就已经出现在《南洋周刊》陈伯逵的文章中。它的出现与民国时期蓬勃发展的出版业以及学者对相关学科的深入研究以及当时的政治、文化等诸多社会因素密切相关。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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