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录侦探 |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长久以来,被如此真诚地误读和滥用,以至于它的真实出处反而显得无关紧要。
事实上,仔细阅读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傅任敢译),精准考察这个经典短句在书中的定位,便不难明白著名的“克罗齐命题”何以在观念传播史中沦为庸俗的经验恳谈。
由于读过克罗齐原著的人太少、引用克罗齐名言的人太多,所以人们会下意识地以为,这个短句在原著中被多次表述并广泛散布。然而,通读《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你会发现“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书中仅仅出现过一次,那是正文第一编《史学理论》之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三自然段(篇章标题以傅任敢中译本为准,下同)。原文的完整句式如下:
我之所以想起这类历史表现形式,目的是想消除“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中的看来似乎矛盾的局面。
——作者想起了哪些历史表现形式、又想消除什么看来似乎矛盾的局面?如果不联系上下文,这是一个让人费解的句子。唯有“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孤零零地杵在这串语境含混的文字中。此类特定的话语呈现,为人们的断章取义打开了方便之门。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浓厚的断语属性,使得“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极易从一个历史哲学命题转化为一个大众传播现象。人们对“克罗齐命题”的曲解,由对它简化的开始,即从“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再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到“历史都是当代”。删除了原句中的冗余修辞,最终“历史-当代”的对偶模式,成为人们思考“克罗齐命题”的便捷入口。
于是,关于“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误读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在想当然的理解中,历史成了一个可资复制的模板,而当代成为历史粘贴后的文档。过往,在循环往复中推进到当下,现实穿着崭新的戏袍演绎着古典的悲剧、喜剧或者闹剧……
上述简单粗暴的历史认知,与大字本、线装书的阅读姿态捆绑,“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路标就在每一个时间刻度搔首等候。
必须指出,这恰恰与克罗齐想说明的一切背道而驰。诚然,“克罗齐命题”谈及历史,也关涉当代。如果说有什么议题支配着《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的写作,那就是“历史的当代性”。为此,克罗齐还引用了西塞罗的名言“历史是生活的老师”。但在这本书中,克罗齐并没有表达过“历史会重演”的意思——无论是惊人地重演,还是平淡如水地重演。此为克罗齐与黑格尔鲜明的差异——尽管在商务印书馆的出版说明中,编者将克罗齐称为“新黑格尔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不幸的是,人们在对“克罗齐命题”的误读中,将两种截然对立的史观乱炖在了一起。
“克罗齐命题”的真意何在?还是要回到它的出处,也就是《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的第一编第一章。鉴于“克罗齐命题”的完整句式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仅出现过一次,所以想要准确解读这个命题,表述命题的十个中文字便一个都不能少。进而言之,对承载“克罗齐命题”的上下文的考察亦属题中之意。
而若真的仔细研读过“克罗齐命题”的上下文,哪怕是非常有限篇幅,譬如书的第一编第一章,对“克罗齐命题”的理解便不会跑得那么偏远。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的第一编第一章里,克罗齐解答了关于“克罗齐命题”的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何为当代史?二、何为真历史?
何为当代史?克罗齐认为,“当代”一词只能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做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当代”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活动,它跳脱于时间之外,没有先后之分。它可以是过去的一小时、一天,也可以是过去的一年、一世纪。因此,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它就是当代史。
何为真历史?克罗齐在下定义时引入了编年史的概念:编年史与(真)历史是两种不同的精神态度,即“一切历史,当其不再是思想而只是用抽象的字句记录下来时,它就变成了编年史”。历史是活的编年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前的历史,编年史是过去的历史;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的第一编第一章,章节标题就叫《历史与编年史》。因为有编年史与(真)历史、抽象字句与思想之别,或许,中文读者会望文生义地套用本土经验,将《资治通鉴》之类编年体史书看作克罗齐定义的死历史,将《阿房宫赋》之类辞赋体政论等同于克罗齐笔下的真历史。不得不说,这是对“克罗齐命题”的另一重误解。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克罗齐提出的真历史需要与之划清界限的形形色色的伪历史中,不仅有编年史,还包括语文性历史、演说性历史和实用性历史等等。
各种形式的伪历史,笼罩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为“克罗齐命题”营造了一种看似矛盾的局面。拨开遮蔽这个命题的迷雾,依克罗齐母语意大利语来考证真历史之“真”,其实是指“够格的、标准的、与历史之名相符”的意思。
显然,这种“真”,带有浓厚的主观评价意味,是历史言说者或书写者用当下境遇对过去事实的介入。所谓“当下境遇”,包含当代人的感知、观念、精神状态和问题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克罗齐对真历史的定义,有康德“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的影子,也是贝克莱“存在即被感知”在历史领域的投射。
克罗齐所说的当代史,是过去的事实与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而促使过去事实与现在生活打成一片的“故事推动力”,在于人的理性,或者情感。
牛顿、爱因斯坦、霍金都已作古,成为科技编年史中用抽象字句记录下来的名字。然而,在电影《流浪地球》里,当人类面临宇宙级浩劫,老何念叨着“牛顿顿爷、爱因斯坦坦叔、霍金金哥”,祈求保佑时,这三个名字便构成了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
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克罗齐也强调了人的主观吁求对创造(激活)历史的重要作用。他说,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室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精神有了新出现的成熟,才把它们唤醒。原始的文明形式是很粗糙和野蛮的,它们被忘记了,或很少被人重视,或被人误解,直到那被称为浪漫主义或王政复古的欧洲精神的新阶段,才“同情了”它们,就是说,才承认它们是它自己本身的现在兴趣。”
如果觉得克罗齐的语言过于诘屈聱牙,不妨以“克罗齐命题”本身的遭遇来做解释。“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德文版于1915年在图宾根出版(德文版书名是《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后,这个短句便成为单纯的叙述。当克罗齐于1952年去世后,他和他提出的命题,都成为了按年代被编排的史料。可是,当人们反思、验证、推敲、咀嚼这个命题时,“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又具有了如假包换的当代性。
《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
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克罗齐名著新的中译本,由田时纲从意大利文版翻译而来。有趣的是,这个中译本恢复了克罗齐最初版本的书名:《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更有趣的是,在译者序言里,对克罗齐的评价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错,克罗齐的历史观还是唯心主义的,因为他认为历史归根结底是精神运动、发展的过程,他说过“历史是历史判断”。不过,就像列宁说的,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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