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拥有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云南省的民族文化和节庆习俗尤为丰富多彩，但同时也面临着传承和发展的诸多难题 少数民族“年”文化的“保鲜”之道
云南省昆明晋宁区2019年“民俗大拜年”文艺巡演活动。本报记者 黄榆 摄
2月5日正月初一，身着民族盛装的民俗特色巡演队敲锣打鼓，浩浩荡荡走在云南昆明晋宁区的昆阳永乐大街上。打头阵的是誉满云岭大地的“云南威风锣鼓”“金牌秧佬鼓”方阵。800余人组成的24支民俗特色表演队伍，男女老少齐上阵，引来路人齐声喝彩。
作为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云南省的民族文化和春节习俗尤为丰富多彩。它也让这里浓郁的年味显得愈发珍贵。
延续千年的幸福与快乐
正月初一傍晚5点，61岁的段正荣和他的90后学生商君洁跟着彝族乡亲高举火把绕行田间以预祝来年丰收，之后便集中到村里广场上举行传统的欢庆活动，围绕着噼啪作响的熊熊篝火跳起了“阿细跳月”。头戴环形头饰、身穿手绣短上衣、百褶裙，斜挎绣包的盛装姑娘们，在身着白衣黑裤、腰系红色绸带的吹笛者商君洁带领下，与铮铮作响的大三弦相对而舞，在眉眼间传递着无限的情意、抒发着由衷的喜悦与欢乐。围观人群中不时夹杂着“啧啧”的赞叹声和尖啸的口哨声，听起来分外响亮。
“传统的‘阿细跳月’只能在彝族村寨跳出来才有原味。”段正荣对《工人日报》记者说。
“阿细跳月”是彝族春节期间集会的民间舞蹈，也是彝族最具代表性的舞蹈。阿细语称“嘎斯比”，即“欢乐跳”之意，源于阿细人古朴的“阿细跳乐”，因多在月光篝火旁起舞，故名“阿细跳月”。
据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徐铭介绍，“阿细跳月”是集歌、舞、乐于一体的群众性自娱舞蹈，有着规范舞步和套路。表演时可几个人、几十人或上千人共舞，群众参与性强。2008年6月，“阿细跳月”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作为国家级阿细民间歌舞传承人，段正荣表演的阿细跳月独具风格，无论是青年舞的粗犷豪放，还是老年舞的含蓄悠扬，都被他表达得淋漓尽致。
今年22岁的商君洁是段正荣的学生，是红河州弥勒市一家装饰设计公司职员，从小喜欢吹笛、拉三胡、弹三弦。
“第一眼看到阿细跳月，舞者们脸上真实的喜悦让我迫不及待想加入，跟他们一起唱，一起跳。我发现阿细跳月虽然传承千年，却和现在流行的欧美爵士、funk等潮流音乐不谋而合。这是一种能奏出延续千年幸福和快乐的乐器。”商君洁说。
不过，像商君洁这样愿意学习且有天赋的年轻人还是太少。段正荣坦言，传统村落是大量非遗聚集、传承的载体。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原住民流失、传统村落锐减，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关系渐渐逝去，依附其上的乡村文化逐渐瓦解，活态传承面临不小挑战。
“办年”“团年”与“拜年”
新春佳节，《工人日报》记者来到大理市海东镇向阳村白族农民杨慧英的家。54岁的她是云南省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师。她和90后的女儿杨亚辉给记者展示了出自于她们自家“云剪忆绣”工作室的春节贴窗剪纸和刺绣。
大学毕业的杨亚辉向记者介绍起妈妈和她开展白族剪纸与刺绣的情况。原来，杨家祖上就有剪纸刺绣传统，曾祖母擅长剪纸和刺绣，祖母杨先琦的剪纸更是享誉乡里，至今已是五代传承。
除了剪纸，源于古代“桃符”的春联，作为喜庆吉祥的象征，也是白族人家过春节的重要标志。
“备好猪头与酒茶，门联春贴亦堪夸，过年事物已全俱，待购一簇山茶花。”大理市第一中学的历史教师段荣锦说，“大年三十，白族的每户人家都是早上写对联，家家户户都以贴上自编自写的对联为荣。”中午，白族主妇到村寨本主庙祭祀。本主意为“本境之主”，是村寨保护神，也是白族特有的宗教信仰。晚上，全家人团团圆圆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席上一定要有白族特色菜“酸辣洱海鱼”，寓意年年有余；用糯米糍粑蘸糖吃，表示来年生活甜蜜。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民俗学专业教授黄泽告诉记者，白族文化有着浓郁的民族风韵，又受汉文化深远影响。白族过年全程包含“办年”“团年”“拜年”3个主要环节，“办年”就是节前为过年做物质准备。白族农家办年最重要的有3件事：杀年猪、推豆腐、打粑粑。白族把吃年饭称为“团年”，意思是一家人团团圆圆吃年饭。年三十晚要守岁，火塘里要烧大火。正月初一是一家人晚辈给长辈拜年。一般是大人在正月初一清早给全家的最长辈送一碗甜酒鸡蛋，孙子给爷爷奶奶磕头。正月初二至正月十五，给亲朋好友拜年。
传承与发展皆不可少
“傈僳族过春节的时间与汉族相同，但是过法不一样。”傈僳族姑娘王希蓉对《工人日报》记者说，“春节前，家家户户都忙开了，准备舂阔时粑粑、杀年猪、打扫卫生、穿上新衣服。”
她告诉记者，大年三十还要在院场的角落，喂猪的猪槽旁边立一棵五米高的“摇钱树”，把树从山上砍来以后，留下树梢的枝叶，枝叶上挂纸钱，立好后还要在树下面烧香，祈祷年年有肥猪，接着烧蒿草叶、架设秋千、鸣放火药枪、喝水酒，热热闹闹过大年。春节期间最喜欢举行“赛诗会”。青年男女穿着节日的民族盛装，遥遥相对，在恋歌中眉目传情。
这些传统的少数民族民俗节庆文化是我国民族民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不过，近些年也面临着传承和发展的诸多难题。
比如当地一些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主要靠老人们通过歌曲和故事口耳相传。随着这些老人相继老去甚至去世，不少文化传承面临断档危险。相当数量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对本民族传统文化不了解。
“据我了解，云南省剩下的非遗传承人50%以上超过70周岁，老龄化严重，‘繁荣’与‘危机’，构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两面。”杨亚辉说。
杨亚辉认为，非遗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代从事这些技艺、表演的传承人在继承中又会将自己的体会、经验融入其中，创作的作品也不可能不留下时代的印记和元素。她建议，对非遗进行“生产性保护”，非遗传承人要在继承传统技艺基础上，结合现代生活进行创意提升，然后再进入市场。但无论怎样创新，非遗技艺应把握一个核心要素，即不能放弃手工技艺，尤其在科技发达的今天，用计算机技术、机器人技术也可做出很精致的作品，“传承人一旦放弃传统的手工技艺，也就与一般的现代高科技产品没有本质区别，丧失了手工技艺特有的生命性。”
对此，不少民俗专家指出，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俗亟待抢救性保护和传承。
段正荣建议，政府在制定搬迁、复建规划时，应首先考虑非遗保护规划，使其融入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并居核心地位。同时，以建设乡村文化生态空间为重点，改善居住、生存和传承环境，留下原住民，留住传承的本体。
从事民族学研究的云南民族大学教授赵世林表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是现代社会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热点。当前，国家和社会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正在进行深度发掘整理。尤其近些年，云南实行了民族文化大省战略，这使得少数民族非遗文化受到更多保护。不过，还应提升少数民族人士自身保护传承观念，尤其应加强当地青少年的教育，让他们从小就熟悉和热爱本民族文化，才有利于民族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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