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守成令辟”误家国
读史札记□傅绍万
每当经过古运河遗址,遥想当年繁华,总想起清代的道光皇帝,想到他决定运河命运的那次重大决策。
历史上,运河是中国南北大通道。首都北京需要的粮食,主要靠运河行船,南粮北调。道光四年(1824年),洪泽湖高家堰大堤决口,水位急剧下降,漕船搁浅,京城粮道断绝。万般无奈之下,道光作出决定,雇用商船,启动海运。结果,粮食很快运达,没有一船损失,还省了大把的银子。主持海运的大臣乘机上奏,提出从下一年开始,漕粮全部改为海运。这么好的事情,却被道光一手拍死了,理由是影响社会稳定。靠河吃河,依靠河运生存的衙役、船帮、茶楼、酒肆、妓院以及黑社会,这个达几十万人的群体作乱怎么办?
海运叫停,漕运重启,运河的繁华又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漕运历史才画上了句号。
运河有幸国不幸。道光的决策,逆经济发展趋势而动,也失去了一次匡正政风的绝佳机会。至道光朝,官风不正已经到了不治理就要亡族亡国的危险。道光初登大位,朝着陋规下刀,整顿官场风气。陋规名目繁多,光是乱收费、乱罚款、请客送礼,就让道光知难而退。政风整顿打了一阵子雷,雨点没滴,就无声息了。
漕运改革,经济背后是政治。弃漕改海,庞大的管理衙门可撤,官船建造、维修可止,积淀千年的社会污秽可以荡涤净尽,以此打开一个突破口,不就可以将匡正政风之举势如破竹地推开去吗?道光不为,因为他不是革故鼎新的君主,而是一个守成之君。
守成之君的突出特征,是大事决策缺乏战略思维,不筹长远大计。面对重大矛盾,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能捂住一天是一天,能敷衍一时算一时。一个君主,这么处理军国大事,国家的麻烦就大了。
道光朝的大事变,有太平天国起义,搅动得半个中国地覆天翻；有新疆张格尔叛乱,调动了全国的精锐部队,打了一年多,花了一千多万两银子才平息；有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道光成了身子一半在古代、另一半在近代的怪胎。有历史学家提出,这主要起于“天变”,人事的原因又怎么可以忽略呢?
鸦片危害由来已久。鸦片问题,实质是中英贸易逆差问题,鸦片战争,实质是一场贸易战争。清朝和英国人通商,茶叶、丝绸、瓷器等在英国销路极畅,英人推销的钢琴、钟表、西餐刀叉、睡衣睡帽,却不符合国人消费需求,清朝贸易顺差巨大。英国人找到了鸦片,但它使清廷每年流失千余万两白银,还让吸鸦片者变成“烟鬼”。道光君臣尚不懂国际贸易,更缺乏全盘筹划,采取的对策是全面禁烟。道光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虎门销烟,震惊中外,大快人心。但是,当英国侵略者借机滋事,道光又想来个息事宁人,把林则徐作为牺牲品,将他撤职查办,发配边疆,希望以此和强盗们做交易。当英国强盗举兵入侵,他又首鼠两端,和战游移,战而无备,和又不虑后患,中英条约签订,外祸始成。一拨又一拨西方强盗学步英国,纷纷上门敲诈,寻求利益均沾。
有其君必有其臣。道光初政,选择曹振镛为首席领班军机大臣。曹振镛在这个位子上,一坐就是十五年,直到去世。曹振镛不贪、不骄,做事原则是“多磕头,少说话”。多磕头表示顺从、谦恭；少说话,是对朝廷大政少发表意见,要多听皇上的,要言听计从。道光节俭,衣服打着补丁,臣子们衣服上的补丁自然更多。一次,道光悄悄问曹振镛,他裤子膝盖处的补丁用了几两银子。曹振镛清楚,皇帝被内务府算计狠了,起了疑心。他不想得罪同僚,往狠里说了个三两。道光大怒,原来他衣服上的一个补丁花了一千两银子。曹振镛追悔莫及!后来道光又偷偷咨询他,市场上鸡蛋多少钱一个,他回答:臣胃口不好,消化不良,从不吃鸡蛋。道光从他那里听不到实情,却听来不少糗主意。道光整天有看不完的奏折,厌烦至极,不看吧,又怕被大臣糊弄。曹振镛给道光出了个点子,皇上有空,抽阅几本,见有点画谬误,用朱笔标出来,发出后让臣下传观。臣下知道皇上您看过了,细微处也不放过,就不敢随意上奏,更不敢疏忽大意了。这个糗主意的危害很快显现。自此之后,大臣们轻意不敢再上奏折,上奏则专在抠细节上用心思。这阻断了多少言路,又阻断了多少贤路!
道光立储,和选“相”是同一路数。皇六子奕訢天资聪明,文武双全,四子奕詝远不能及。奕詝依师傅杜受田之计,藏拙示孝,藏拙示仁。道光二十六年,皇帝、大臣和皇子狩猎南苑,奕訢获擒最多,奕詝未发一矢。道光问他,他回答说,正是春天,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道光大悦,说:“此真帝者之言!”遂决定立奕詝为太子。圣人立言,讲一个中正持平,“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巧言令色鲜矣仁”,那是一验再验。后来的咸丰帝奕詝,有“真帝者之言”,更有败国君王之行。在他任内,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首都沦陷,圆明园被烧得残垣断壁。他吸鸦片,迷丝竹,耽溺于醇酒妇人,折腾垮了身子,三十一岁一命归西,留下个六岁的太子,使政权旁落到大字识不了几斗的慈禧手中。奕訢则活到六十七岁,他在同治、光绪朝长期担任清廷首脑,重用汉臣,定乱绥疆,引进西洋长技,外交走上正途,出现回光返照的“同光中兴”。假如去庸用能,历史就将改写了。
看道光断事、用人,其日常行政的琐碎、怪谬,也就不足为奇了。有几则比较典型的事例:道光元年,有御史奏请,封禁京城之外城开设戏园、戏庄,道光允之；道光二年,令督抚严饬福建地方官,严纠械斗。一有械斗之案,立即将为首之犯查拿,严行惩办；道光十五年,禁八旗兵丁穿用绸缎；道光十八年,禁旗人妇女缠足及衣袖宽大。一个管理广袤国土、亿万民众,乾纲独断的君主,连“奇装异服”都管起来,只会越管越乱了。
清史稿为道光盖棺论定:“守成之令辟也”,就是守成的好皇帝。道光所处的时代,恰逢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能直面时代矛盾,不思迎难进取,而取守成之道,逆潮流而动,败家误国,何好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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