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中国作家的美国之旅

茹志鹃肖像▲青年王安忆

□本报记者 江丹

1983年秋天，受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活动的邀请，29岁的王安忆与57岁的母亲茹志鹃一起赴美。这对母女作家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她们在美国的所见所想，后来集结出版《母女同游美利坚》。今天的很多年轻读者会对日记中的内容有陌生感，但对任何一个从彼时走来的人而言，都会与那种因新鲜而受到的冲击产生共鸣。

老实地记录了那段生活

王安忆可能比母亲茹志鹃更早知道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1980年，她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文学讲习所接受培训时，便有来自美国的教授李欧梵在演讲中介绍这个“国际写作计划”。

“这位年轻的华裔美国教授，风流倜傥，一身白色的西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开放之初，仿佛来自于未来，这个‘未来’的名字就叫作‘现代化’。”王安忆在《母女同游美利坚》一书的《跋》中如是回忆。

嘉宾的演讲结束后，等待台下的年轻作家们提问，可现场却顿时陷入沉默和僵持。多年之后，王安忆依然记得当时的尴尬，他们不是没有问题，而是不知从何问起，“终于有一位学员举手提问——他来自广州，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比较有眼界，因而也自信一些，他的问题是关于‘琼瑶’。天哪，我们大多数人甚至连‘琼瑶’都是陌生的”。

1983年，在美国学习和生活的那4个月里，她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文化的差异，也观察到中国人在美国的生存故事，而母女不同的视角，也为我们后来人了解那个年代的中国和美国提供了不一样的维度。对于国家、民族，经历更多的茹志鹃显然有更深刻的认知，当她看美国时，对于差异会有纵向和宏观的比较，而在那时正年轻的王安忆眼里，美国的一切都是新鲜的，相较于剖析社会，她或许更能留意那些生活中的小小波澜。

“重读这些日记，母亲的依然是好，她能够准确地窥察并且表达美国，还有她自己，一个观看美国的人。我的，依然不好，冗长、拉杂、琐碎、无趣，要说有什么价值，大概就是老实，老实地记录了那段生活，其中的人和事正超时速地退去，退去，退成历史。”王安忆写道。此时距离彼时，已经过去30多年。

时间会让生活成为历史，人和事已经发生变化，日记却留下了他们在某段时间中的模样。对我们今天的读者而言，日记中的那种文化碰撞已经渐行渐远，可是通过文字，我们依然能体味那种被汹涌澎湃的新鲜感所击中的那些瞬间。

彼时的思考像是对今天的预言

1983年9月1日，王安忆和母亲茹志鹃到达目的地的第二天，跟随“国际写作计划”的工作人员去银行存款，然后前往超市采购，午饭则是汉堡包。母女的日记内容，都是关于这一天的事项。

关于超市和汉堡包，王安忆和母亲茹志鹃的描述不约而同，这是来自一个陌生社会里最直接的视觉和味觉冲击。在茹志鹃眼里，美国的超市“东西应有尽有”，水果“完美硕大”，像是“静物画里的东西”，而且一律自取，出门算账。王安忆同样感到兴奋，“人和商品如此接近，可以任意翻看、挑选，而决不受人干涉、呵斥，实在叫人高兴”。

对于汉堡包，母女都觉得“味道不怎么样”。“是一只带盖的塑料方盒，内盛一只热的夹肉面包，外送各种酸酸甜甜的作料。”茹志鹃写道。王安忆则对装汉堡包的小盒子比较感兴趣，她忍不住想起了肉包子和油条。

刚去美国没几天，茹志鹃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不同的生产方式对社会思潮的影响。一天晚上，她坐在朋友家舒适的房间内看电影，在一个“舒服得接近奢侈”的状态中，意识到人们因物质丰富而产生的失落感。她在日记里解释，为了追求物质丰富的生活，人们不断地去拼搏，去竞争，可是人最终只能占据空间的一个角落，而人的胃也是有限的，于是在物质丰富达到又不断追寻更进一步的物质丰富的过程中，人们难免会感到失落和空虚，产生“我在哪里”“我为什么活着”“活着又为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

“一种思潮的产生，恐怕不是凭空由文人骚客想出来的。美国青年人的失落感，也绝不是因为吃饱饭没事干而撑出来的。由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人和电子计算机、电脑展开了竞争。中国的生产方式还处于古朴阶段，特别是农业。近几年来，考大学恐怕是竞争最力的一个地方，但离失落感也还遥远。”茹志鹃写道。

茹志鹃的思考像是一种精准的预言。如今，这样的失落感中国人已经相当熟悉。或“丧”或“佛系”的青年亚文化现象，正是在当下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中国，青年人精神迷茫的种种表征。

与母亲相比，对于彼时美国的物质观察，王安忆的日记就有些可爱了：“美国人最怕的便是胖了，辛辛苦苦地长跑，辛辛苦苦地节食。商店里专有去糖分的白糖、饮料，去脂肪的牛肉、牛奶。减肥，成了一个社会运动了。”

这仿佛也在描写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当下的中国。

年轻人只有一首可以一起唱的歌

那些远走异国他乡的中国人，在某个时刻，也会歌声里肆意地回忆过往。茹志鹃和王安忆的日记里就有这样的时刻。有一次，茹志鹃、萧乾和聂华苓等人聚会，他们一首接一首地唱歌，唱童年的歌、抗日的歌，唱他们那一代人都会的歌，那些逝去的岁月就这样回了头。

茹志鹃在日记里写道，通过这些歌，她发现自己老了，“歌，离开我已经好久了。十年？二十年？我是唱过歌的。那时，是作为一种需要，一种希望，一种力量来唱的。在那些饥寒、困倦、疲惫、黑魆魆的夜晚。……后来，后来歌就从我生活里轻轻地、不知不觉地溜走了。也许，是歌的力量不够了，也许是生活的担子更重了。需要的是腰脊的力，肩腿的劲，需要的是迈步，是行动。歌，在我看来，变成一种轻飘飘的，可有可无的，属于青年人抒发剩余感情的东西”。

而当时正是青年人的王安忆，不会像母亲这样生出百般感慨，她只是觉得这天晚上，“大家都好像发疯了，……萧乾伯伯唱了很多他们青年时代的歌曲，这些歌，妈妈和华苓女士她们都会唱。他们有一些共同的歌，那是很久以前的歌。而我们年轻人没有，没有可以一起唱的歌。哦，想起了，有一个，《龙的传人》——‘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叫黄河，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叫长江……’”

茹志鹃和她的同龄人们有着共同的音乐记忆，王安忆却没有，除了眼前的同龄人是自幼在他国长大以外，还有别样的原因。在美国，她遇到了自己的小学同学，然后他们想起了很多同学，“有的在上大学，有的大学毕业了，有的去了香港，有的在黑龙江和农民结婚了，……”这是时代留给这一代人的印记。

1983年12月25日，王安忆和母亲茹志鹃即将离开美国。茹志鹃在日记里总结，自己那些日子的日记，“无非是记一个陌生过客徘徊在五花八门的橱窗外的所见所闻”。她觉得美国有点像迷宫。王安忆也有这样的困惑，看得越多，越是不明白美国。

诚然，4个月的时间不足以了解一个国家的全部。但是王安忆和母亲茹志鹃的这份日记合集，却让我们借助她们的眼睛，知晓那4个月里两种文化碰撞的火花，以及一些中国人在异国的生活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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