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女同游美利坚
《母女同游美利坚》茹志鹃王安忆著中信出版集团□王安忆
1983年,我随母亲茹志鹃和吴祖光先生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所以叨忝受邀之列,一半出自年轻写作人的身份,另一半,则因是母亲的女儿。事实上,我可能更早于母亲知道爱荷华大学的这个计划项目。1980年,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文学讲习所受培,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就曾经来到课上,向我们介绍“国际写作计划”,同行者还有李欧梵,这位年轻的华裔美国教授,风流倜傥,一身白色的西装,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开放之初,仿佛来自于未来,这个“未来”的名字就叫作“现代化”。来宾演讲完毕,请大家提问,现场顿时陷入沉默,不是我们没有问题,而是不知从何问起,那时候,我们又羞怯又有那么点倨傲。局面多少是尴尬的,僵持一段,终于有一位学员举手提问——他来自广州,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比较有眼界,因而也自信一些,他的问题是关于“琼瑶”。天哪,我们大多数人甚至连“琼瑶”都是陌生的。
这个演讲会大概可用来做隐喻,隐喻我去到美国爱荷华的中国背景。母亲对于旅行美国,显然有准备得多。“文革”之前的上世纪60年代,她堪称中国年轻作家的翘楚,1962年,即访问苏联；1965年参加老舍为团长的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作为中国友好协会的作家成员访欧洲五国,出国对于她不是新鲜事。但是这一回,与女儿我同行,使她格外的开心。相反,我总是极力挣脱与母亲的捆绑,身为著名作家的女儿,成长中的反叛期延长并且加剧。可是,怎么办呢?去爱荷华,就是因母亲而成行,不承认也得承认。合出一本旅美日记,是母亲的创意,我无法反对,因为内心受着诱惑,同时,不得不再次接受捆绑。
虽然事先有杂志和出版社的约定,但到了落实阶段,还是遇到挫折。多半的原因在我,如果单是母亲的日记,一定更受欢迎。不能不正视生活和文学的阅历,无论是对外部世界的看和认识,还是内部精神的立场观念,母亲不知高我多少筹。她向来又是个讲究文字的写者,从不随便下笔。相比之下,我的日记就是一本流水账,事无巨细,来不及思考、提炼、去芜存菁,文字且“水”得可怕。就像一个饥渴的人,面对盛宴,什么都好,什么都要。多少年来,我都不敢回头看这份记录,所谓“不忍卒读”,就是这种状态吧!
十八年后的2001年秋天,我再次去到爱荷华,“计划”的行政人员比尔,一位印度教授,“计划”的工作多是兼职——比尔看见我,对聂华苓说:“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人。”可见,当时我给人们的印象是多么幼稚,几乎无法认为我也是写作人,而只是妈妈的女儿,老是和妈妈斗气、拌嘴、独断专行的女儿。时年,母亲五十八岁,携带着她进行中的长篇《她从那条路上来》第二部,每天早晨,喝一壶咖啡,在书桌前坐下,开始写作。在她的年纪,家事世事都是纷扰的,这一段的安静实是难得。窗外爱荷华河熠熠流淌,学生们都在课堂上。我呢,郑重其事地出门去,仿佛要事在身,其实不过是乱走乱看,爱荷华,一层一层地绿过去,再绿回来,耳边是鸟的啁啾,看不见人影。11时刚过,母亲她站起身,离开书桌,到厨房烧煮,等我回去吃饭。我的胃口不怎么样,一直念叨要喝一碗真正的母鸡汤,这个执念苦恼着母亲,也苦恼着自己。美国的鸡,无论哪一种,都没法炖出那种碧清又醇厚的颜色和气味。我们母女都不知道,其实是乡愁作祟,乡愁在味觉上的显现。身在异乡异土,不同空间里的时间,会改变形状,我们都有些想家。
重读这些日记,母亲的依然是好,她能够准确地窥察并且表达美国,还有她自己,一个观看美国的人。我的,依然不好,冗长、拉杂、琐碎、无趣,要说有什么价值,大概就是老实,老实地记录了那段生活,其中的人和事正超时速地退去,退去,退成历史。
(本文为《母女同游美利坚》跋,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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