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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单筒望远镜》

西安晚报 2019-01-12 04:54 大字

◎冯骥才

我的第一部长篇《义和拳》是1977年12月出版的,最近这部长篇《单筒望远镜》是去年12月。相距40年。都在人文社出版。

说到人文社与我文学生涯的关系,更是意义特殊。我从事文学就是从这座楼里出来,走上了文学之路。我在人文社出版的小说、散文、随笔、非虚构、口述史、画集等总共二十部。虽然远不是我全部作品,但它们贯穿我的四十年的文学生涯。我在这座楼里改稿和写稿,前后一年多时间。

我的第一部长篇《义和拳》、第一部中篇《铺花的歧路》和第一部短篇《雕花烟斗》都是在人文社出版的。《雕花烟斗》发表在刚创刊的《当代》杂志上。

我最早的长篇,最近的长篇;最早的短篇,最近的短篇《俗世奇人》都在这里出版。

可以说,人文社既是我的文学摇篮,也一直是我的福地。

2018年我在人文社出了两本书,都是这一年写的。

上半年是《漩涡里》。是我二十多年来投身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历程。我的思考、遭遇、忧患,我为它做的事,以及为什么做这些事,我为什么放下自己最热爱的文学,心甘情愿为这件事效力。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写完这本书,我好像画了一个句号。

下半年就写了这部长篇。

我会不会被人认为重返文坛了?

会不会是我创作的“第二次浪潮”?

我肯定说,我会重返——重返小说。

我太热爱文学。我心里有东西要写,必须写。不是我要写小说,是小说要我写。

但是我不会放弃对文化遗产的关切。还有一些重要的事必须去做。2018年就做了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田野调查和对传承人定义的学术研讨。2019年还要举行古村落空心化问题的研讨和一些民间艺术的学术构建。

我说过,我不会放弃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这不是一句话,是一种思想。是历史责任。

这部小说很早就在心里。

我一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西方人也很重视。比如萨义德的《东方学》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

我写过一些文章,也写过相关的小说。在我写过对传统文化进行当代解读那几部小说《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之后,就想写这部《单筒望远镜》。这是一个文化反思的系列。

这小说是写在近代中西最初接触的年代。是一个跨文化的爱情遭遇,一个浪漫的传奇;在殖民时代中西文化偏见的历史的背景上,又注定是一个悲剧。

我在天津,历史上它地处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有趣的是那个时代天津城市空间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老城,一个租界。因使这个城市的历史、城市形态、生活文化,与中国其他任何城市都不同。这使我写这部小说时得天独厚。

小说家最终要用人物说话。就是小说最终还是要完成一些审美形象。我写了两个女人,不同文化铸造的文化性格。她们截然不同,甚至相反。这两个女人却都与主人公情爱纠结,折磨主人公的心灵。她们在那个时代悲剧中都是可爱的又无辜的悲剧主角,都是殖民时代的牺牲品。我想用人物的遭遇和命运唤起读者人性的关切,以及对历史的反思。

我同意人文社编辑对我的小说用了意象型这个概念。

在小说中我用了好几个意象,比如那棵古槐,孤单的小白楼等等(租界边缘许多这样的房子,一面窗子对着租界,一面对着老城)。单筒望远镜最主要的,使用它,只能用一只眼、有选择地看对方。在爱的立场选择可能是美,从人性的立场上选择则需要沟通,从文化上可能选择好奇,在历史局限性上可能会对准对方的负面。其实,这部小说这个时代所有人物,都使用这个单筒望远镜。

谈到中西文化的关系,我反对“文明冲突论”。所以我让我的主人公在一些章节表现出交流与沟通的快乐。因为,在东西文化之间,交流才是符合人性的。正因为这样,才需要对殖民时代文化的历史进行反思,对文明的悖论进行反思。

这小说在我心里放了很久。一个作家肚子不会只是一部小说。写小说的时间不一定要太长,但放的时间一定要长。时间长,人物才能活起来。一旦你觉得他们像你认识的人,就可以写了。二十年来,文化遗产抢救虽然中止了我的文学创作,反过来对于我却是一种无形的积淀与充实。我虚构的人物一直在我心里成长;再有便是对历史的思考、对文化的认知,还有来自生活岁久年长的累积。因此现在写起来很有底气。

我只有一个问题,是我年龄大了。如果老天叫我多做事,就多给我一些时间。

《单筒望远镜》,冯骥才/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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