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筒望远镜》
◎冯骥才
一
我的第一部长篇《义和拳》是1977年12月出版的，最近这部长篇《单筒望远镜》是去年12月。相距40年。都在人文社出版。
说到人文社与我文学生涯的关系，更是意义特殊。我从事文学就是从这座楼里出来，走上了文学之路。我在人文社出版的小说、散文、随笔、非虚构、口述史、画集等总共二十部。虽然远不是我全部作品，但它们贯穿我的四十年的文学生涯。我在这座楼里改稿和写稿，前后一年多时间。
我的第一部长篇《义和拳》、第一部中篇《铺花的歧路》和第一部短篇《雕花烟斗》都是在人文社出版的。《雕花烟斗》发表在刚创刊的《当代》杂志上。
我最早的长篇，最近的长篇；最早的短篇，最近的短篇《俗世奇人》都在这里出版。
可以说，人文社既是我的文学摇篮，也一直是我的福地。
二
2018年我在人文社出了两本书，都是这一年写的。
上半年是《漩涡里》。是我二十多年来投身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历程。我的思考、遭遇、忧患，我为它做的事，以及为什么做这些事，我为什么放下自己最热爱的文学，心甘情愿为这件事效力。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写完这本书，我好像画了一个句号。
下半年就写了这部长篇。
我会不会被人认为重返文坛了？
会不会是我创作的“第二次浪潮”？
我肯定说，我会重返——重返小说。
我太热爱文学。我心里有东西要写，必须写。不是我要写小说，是小说要我写。
但是我不会放弃对文化遗产的关切。还有一些重要的事必须去做。2018年就做了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田野调查和对传承人定义的学术研讨。2019年还要举行古村落空心化问题的研讨和一些民间艺术的学术构建。
我说过，我不会放弃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这不是一句话，是一种思想。是历史责任。
三
这部小说很早就在心里。
我一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西方人也很重视。比如萨义德的《东方学》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
我写过一些文章，也写过相关的小说。在我写过对传统文化进行当代解读那几部小说《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之后，就想写这部《单筒望远镜》。这是一个文化反思的系列。
这小说是写在近代中西最初接触的年代。是一个跨文化的爱情遭遇，一个浪漫的传奇；在殖民时代中西文化偏见的历史的背景上，又注定是一个悲剧。
我在天津，历史上它地处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有趣的是那个时代天津城市空间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老城，一个租界。因使这个城市的历史、城市形态、生活文化，与中国其他任何城市都不同。这使我写这部小说时得天独厚。
小说家最终要用人物说话。就是小说最终还是要完成一些审美形象。我写了两个女人，不同文化铸造的文化性格。她们截然不同，甚至相反。这两个女人却都与主人公情爱纠结，折磨主人公的心灵。她们在那个时代悲剧中都是可爱的又无辜的悲剧主角，都是殖民时代的牺牲品。我想用人物的遭遇和命运唤起读者人性的关切，以及对历史的反思。
我同意人文社编辑对我的小说用了意象型这个概念。
在小说中我用了好几个意象，比如那棵古槐，孤单的小白楼等等（租界边缘许多这样的房子，一面窗子对着租界，一面对着老城）。单筒望远镜最主要的,使用它，只能用一只眼、有选择地看对方。在爱的立场选择可能是美，从人性的立场上选择则需要沟通，从文化上可能选择好奇，在历史局限性上可能会对准对方的负面。其实，这部小说这个时代所有人物，都使用这个单筒望远镜。
谈到中西文化的关系，我反对“文明冲突论”。所以我让我的主人公在一些章节表现出交流与沟通的快乐。因为，在东西文化之间，交流才是符合人性的。正因为这样，才需要对殖民时代文化的历史进行反思，对文明的悖论进行反思。
这小说在我心里放了很久。一个作家肚子不会只是一部小说。写小说的时间不一定要太长，但放的时间一定要长。时间长，人物才能活起来。一旦你觉得他们像你认识的人，就可以写了。二十年来，文化遗产抢救虽然中止了我的文学创作，反过来对于我却是一种无形的积淀与充实。我虚构的人物一直在我心里成长；再有便是对历史的思考、对文化的认知，还有来自生活岁久年长的累积。因此现在写起来很有底气。
我只有一个问题，是我年龄大了。如果老天叫我多做事，就多给我一些时间。
《单筒望远镜》，冯骥才／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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