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报国:林语堂的抗战岁月
1940年,林语堂在美国与友人
《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钱锁桥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林语堂的人生写照。他幽默闲逸、个性别致的文笔,不但深受国人的喜爱,更少有地在真正意义上走出国门,博得英语世界的青睐。英国纽卡斯尔大学钱锁桥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研究林语堂,新作《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是一部叙述林语堂跨文化之旅的传记。本期书坊周刊特编选钱锁桥教授在国内大学讲座的演讲稿,通过对抗战时期林语堂的分析与研究,我们对这位游走于中西方文化之间的文化大师,或许会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知与了解。
战时记者
“七七事变”后不久,全球媒体聚焦中国战事。1937年8月《生活的艺术》完稿,林语堂到古巴度假,《纽约时报》发电报追来约稿请他谈谈中国时局。《纽约时报》的意思是要这位“中国的哲学家”谈谈中国人会如何运用自己的哲理坦然接受被征服的事实,或许将来再在“文化上”做文章。林语堂和《纽约时报》反复来回发电报,最后一口拒绝,坚称这次中国人会战,哪怕是用自己的身体去堵敌人的枪口。
林语堂自“九一八”以来,一直是主战派。他并不是不懂“中国有长程哲学,却没有短程炸弹”,但他认为,一个民族的精气神更为重要,战争的输赢并非完全由炸弹的数量来决定。因为没有炸弹,便使劲压制民族主义情绪,不如放开一搏,用空间换时间,打持久战,“只要战争打成僵局,中国实际上就赢了”。但这需要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的牺牲,敢于“坚壁清野”,才能耗得住。当然,外援也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大战的一部分。
林语堂还在重庆时,便给《纽约时报》发了一封快报,揭露日机轰炸的残忍。林语堂说,这些轰炸显示“日本人竭尽全力要摧毁中国人的财产、让中国人胆寒”——他们达到了前一个目的,但没有达到第二个目的。星期二上午,轰炸后的浓烟未消,林语堂上街逛了一逛,看到有商铺已经在街上摆出瓷器在卖。林语堂写道:“这儿摆的不是中国的瓷器,而是中国人的胆量。”他确信:“战争一定会赢,靠的就是这种中国胆。”
为了争取美国舆论,林语堂经常以“读者来信”的方式给《纽约时报》写信,比如就美国不断给日本输送原油一事便写过好几次,以表抗议。珍珠港事件前夕,美日之间曾有秘密高层会谈,美国倒向日本并非不可能。林语堂为此大声疾呼。林语堂及时向《纽约时报》写信,以“一个中国普通老百姓——他现在是远东最重要的个体”的身份,阐述“中国的民间意见”。林语堂警告,日本此时的谈判只可能是策略性的,任何出卖行为都会遭到四万万中国人的唾弃,他们在这场战争中已经付出了无法想象的牺牲。华盛顿的外交家最好清楚了解这一中国民间立场,除非日本完全撤出中国,一切方案都会无效。
1941年11月25日,美国书籍销售商协会和纽约《先驱论坛报》在纽约阿斯特酒店举办“读书与作者”午宴,林语堂应邀作演讲。林语堂在演说中说,他感到很“困惑”,中国的抗战究竟是不是为民主或民主国家而战,“因为此时民主国家都还没决定到底要不要战”。“林语堂明确表示,美国已处于和日本交战前夜,他敦促美国人不要再三心二意,而是要接受这个冷酷的事实。”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那天,林语堂受邀到亨利·卢斯夫妇家参加午宴。卢斯家有个家规,吃饭时不接任何电话。然而,吃甜点时,有个电话打进来,管家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便把信息写在纸上,放在小盘里递给卢斯夫人。她看了一眼,随即用汤匙敲了敲玻璃杯,说:“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现场一片骚动,大家都抢着去听电台、打电话,想获取更多细节。宾客中只有一人神情镇定,一动没动。林语堂先致歉——他得把甜点吃完了,然后说:“瞧,这种事早就注定的啦。”
“中国哲学家”
林语堂在美国以“中国哲学家”的形象为美国中产阶级读者阐释“中国智慧”而家喻户晓。抗战全面爆发后,林语堂利用这一文化资本,竭力阐述一个“现代的中国”,以纠正《纽约时报》那种中国人只会“哲学地”接受日本统治的观念。
《吾国吾民》1939年再版时,林语堂写了一篇长文,一开始便提出核心问题:“我们古老的文化能够拯救我们吗?”林语堂的回答非常干脆:不行,“只有现代化会救中国。”“中国别无选择,只能走向现代。‘现代性’不请自来。”林语堂如此解释抗战之前中国的现代化过程。
林语堂特别强调,当代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文明”,而是一个民族/国家,爱国主义情感高涨。日本的武器弹药、军事实力远远超过中国,但日本要征服的是一个现代的、具有强大民族认同感的中国。日本政客扬言要用坦克摆平反日情绪,林语堂讥讽道: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想用武力来扫除某种情感。
要把“文化中国”和“战时中国”两个迥异的形象相结合,并不是件易事。林语堂的策略之一便是用中国文化和人民的温良恭俭、可亲可爱来衬托日本军队的残酷和野蛮。于是,他创作了两部史诗式的抗战小说:《京华烟云》和《风声鹤唳》,用艺术的形式,从文化的角度,为中国抗战摇旗呐喊。
《京华烟云》扉页写道:“本小说写于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谨此献给英勇的中国战士,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子孙后代的自由,而战。”但小说并不是直接描述战争本身,而是着重描绘战争的现代历史背景。用长达八百多页巨幅勾勒出现代中国的图画,强调新旧文化的现代转型,以调和多姿多彩的中国生活方式和血腥的战争场面之间的紧张。
小说一共有三十多位女性人物,从传统型到现代型,或介于两者之间,从激进叛逆的黛云到古典优雅的曼娘。曼娘是传统女性的典范,一生恪守旧的礼俗,但小说的情节安排赋予曼娘一个关键作用——由她来决定中国该不该进行抗战:
“你觉得中国应该和日本打吗?”木兰问道。“如果像这样发展下去,还不如打一仗,”曼娘说。“怎么能让阿轩赤手空拳和鬼子打呢?”木兰记得她爸说过:“你问曼娘。如果曼娘说中国必须战,那中国就会胜。如果曼娘说中国不能打,那中国就会败。”“你认为中国可以和日本一战?”木兰又问道,一个字一个字说得很慢。“不管中国愿不愿意,都必须去战。”
另一部小说《风声鹤唳》,其历史价值在于:该部小说第一次记录、揭露并谴责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所犯下的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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