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到一 一场“加速”运动 中国高能物理研究“加速”40年 记世界最大实验室的三代中国人
1978年6月16日，中国“两弹元勋”之一、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左）在瑞士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参观地下环形隧道。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80后副研究员钱森在瑞士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本文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1978年6月16日，瑞士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寻常的一天，来了一位不寻常的访客——中国“两弹元勋”之一、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
幽长的地下环形隧道内，粒子加速飞奔，“撞”出宇宙起源的奥秘。巨型加速器前，钱三强驻足凝思。
那一天点燃的“星星之火”，在之后的40年里，在一代代中国访问学者的手中薪火相传，中国的高能物理研究也在开放的大道上“加速”奔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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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圆几十公里的园区，横跨法国和瑞士两国的地下隧道，从未见过的巨型机器，五湖四海的外国人，发人深思的哲学格言……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刘振安40年前没想过，作为一个农家子弟，他有一天会走进欧洲核子中心，“仿佛踏上了另一个星球”。
个人命运转折的一大步，源自中国科研前进的一大步。
“必须承认自己落后……老老实实地、虚心地学习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1977年，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欧洲核子中心总主任阿达姆斯时说。
中国经济不发达，为何看重投入大、收效慢的基础研究？对阿达姆斯的问题，邓小平的回答简短而坚定：“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得看高一点，看远一点，不能只看到眼前。”
这番问答促成了一年后钱三强率团访欧，与阿达姆斯探讨未来合作，打开了40年合作的大门。
“当时中国一直没有大型高能粒子物理实验设施，世界最主要的粒子物理中心一个在美国芝加哥附近，一个在欧洲日内瓦附近。”与欧洲核子中心打了30年交道的北京大学教授钱思进回忆。
“我父亲和科学院代表团当天的访问达成了几个协议，中方可以派理论家小组和加速器专家访问，还建立了一套机制，开始系统地交流。土木工程、理论物理、材料等领域专家此后分期而至。”
作为恢复高考后最早一批大学生，刘振安等人的命运因为改革开放、因为“科学的春天”，也因为钱三强和科学院代表团的这次访问，与8000公里外的欧洲核子中心结缘。
生活上的艰苦尚能克服，科研上的差距才最让他们在意。“因为双方科研水平差距太大，外方根本不让、我们自身也没有足够实力去接触别人的核心技术，只能放低姿态向人学习。”
在欧洲，一批批中国学者纷至沓来；在中国，一批批科研人才学成归国，高能物理实验装置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中国高能物理研究就这样开始“加速”。
2厚积薄发从“做小事”到“干大事”
历史的峰回路转中，总有一些东西一脉相承。
危机意识、竞争意识，深入欧洲核子中心工作的所有中国科研人员的骨髓。
他们刻苦好学、不舍昼夜。初来乍到，做不了大实验、搞不了深研究，谁会把任务分给从没碰过仪器、外语不够好的中国人呢？现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的中科院院士赵政国回忆。
“我们不怕‘小’，哪怕你给我一个‘螺丝钉’大小的项目，我也把它做好。”刘振安说。“一开始完全是跟人家学习，后来开始做项目，再小也要拿下来、独立做，一点一点积累经验，得到认可，再接手大一点的项目”。
时光荏苒。50后、60后鬓霜渐染，70后、80后继往开来。
“书本知识大家都差不多，但一开始我们还是有点不自信，因为许多东西是你没见过的。”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的80后副研究员钱森说。他2005年被派到欧洲核子中心，参与大型强子对撞机四大探测器之一的CMS探测器的安装与检测。
与前辈们一样，不服输的精神在年轻人血液里流淌。“尽管是以学生的身份去，但有时候一些小实验项目，自主权完全给我们。我们必须学习自我管理。”钱森说。
从小事做起，一批批中国人夯实了科研的基础，也赢得了外方的认可。
“2000年左右，核子中心探测器的设计我们是没法参加的，因为人家都设计好了，我们只是参与探测器的建造和性能测试，”钱森说，“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参加设计，而且可以提方案来设计建造中国自己的大型加速器和探测器。”
高能物理研究者把他们的工作比作“打碎鸡蛋”——要研究物质的起源，就要搞清楚粒子的内部是什么，就好像一个孩子要把鸡蛋打碎，才知道里面是什么，而打碎粒子，需要高能量、高速度的粒子对撞。
学有所好，学有所成，学有所用。
回到中国后，老一代科研人员成就斐然。赵政国团队将对粒子研究有重要意义的R值的测量精度提高了2至3倍；2008年，CMS实验的触发系统采用了刘振安团队负责设计和制造的设备，中国人从“组装工”变成了“设计师”。
年青一代也逐渐发力。80后高能所研究员陈明水参与寻找“上帝粒子”，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果。2017年，他在几千人中脱颖而出，获得CMS国际合作组“年轻研究者奖”。
“早期跟着人家做小事情，通过学习，我们已逐步过渡到做大事情！”刘振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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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芳华
中国科研正青春
40年对一个人很长，但对于奋发向上的中国科研群体，正值青春年华。24岁去欧洲核子中心工作的90后博士生李秉桓，是该中心最年轻的中国科研人员之一。
比拼劲，这个大男孩丝毫不输给前辈们。今年初刚回国，就一猛子扎向了CMS关键部件的制作中。
他指着身后设备上的硅片探测元件说：“这是为CMS制作的关键部件，我们自己的设备以后也可能用到，所以要夜以继日。”
斗转星移40年，在高能物理、大科学平台建设及应用方面，中国的设施开始比肩世界：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项目确认了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东莞散裂中子源，是世界四大脉冲式散裂中子源之一；正计划在北京启动建设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将是世界上最亮同步辐射光源……
同样面对世界上最大实验装置，李秉桓有了更大的“野心”：“欧洲因为建成大型强子对撞机，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高能物理领域的研究中心。我的梦想是将来我们能建成自己的大型科研装置，吸引全世界的科研人才来中国搞研究。”
高能物理40年，从力图“占有一席之地”到憧憬“对人类社会有深刻影响的发明和发现”，中国科学家用奋斗写下自己与国家的“未来简史”。
这也是中国科技发展的缩影——在开放中不断创新，在改革中加速向前。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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