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跨国制售芬太尼案：“禁一个开发十个” 与药品界限难分
在百度搜索栏里输入“芬太尼”三个字，第一条不是关于这个名词的解释，也不是资讯或广告，而是一个蓝色的长条框。框里八个字：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后面紧跟一条链接，点击，直接跳转中国禁毒网。这是一种强效麻醉性镇痛药，适用于治疗疼痛和手术镇痛，其镇痛效果约为吗啡的80倍。但同时，它又是继传统毒品、合成毒品之后的第三代毒品——“实验室毒品”中的重要成分。据国家禁毒办称，2012至2015年间总计仅发现芬太尼类物质6份，而在2016年发现的新精神活性物质中，芬太尼类物质有66份。因此，从2017年3月1日起，公安部、卫计委、国家食药总局决定将卡芬太尼、呋喃芬太尼、丙烯酰芬太尼、戊酰芬太尼四种物质，列为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但新的替代品还在源源不断地研发，和监管比速度。
中美破获制售“芬太尼”大案
被告人一走进法庭，旁听席上就响起了家属们低低的啜泣声。
出现在法庭上的被告一共有9人，案件则是2017年中美联合破获的一起跨国售卖芬太尼的要案。2018年11月29日，该案在邢台中院开庭。
2017年8月，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在调查一起芬太尼毒品案件时，发现一名中国籍嫌疑人涉嫌贩卖芬太尼，美方即向中国禁毒委员会提供了线索。
根据美国新奥尔良市提供的线索，邢台市桥西分局刑侦大队开始实施抓捕计划，最终，焦点汇聚在桥西区一栋住宅楼里。嫌疑人王某租用一间住宅，成立“汤神科技生物有限公司”，后又与另外两名嫌疑人夏某强、夏某玺合伙开了另一家公司，两家公司均招聘数名英语好的业务员，“翻墙”在境外网站上发帖销售“医药中间体”(即新精神活性物质)。收到国外订单后，在国内通过中间人介绍，交由化工厂家生产芬太尼、阿普唑仑、卡西酮类等列管药品。
找到王某并不容易。一直到11月，警方才锁定其工作室，在业务员“开工”时，一举抓获了所有人员。
“他们根本就没料到会有人来抓捕，桌上电脑都还开着，还在跟外国客户交流。”桥西公安分局禁毒中队长李队长说。
顺藤摸瓜，2017年12月，中间人蒋某、杨某以及生产商刘某等涉案21人全部落网。在法庭上，被告均向法官表示认罪。
但同时，除了生产者刘某，其余被告均称，自己对这种经常提起的“芬太尼”并不了解。刘某向法官陈述，当中间人蒋某给他芬太尼的CAS编号后，他专门上网查了一下，发现该物质为国家列管药品，遂告知蒋某“是管制品，不能做”，但蒋某跟他说，让他做一两克拿给客户看，发个测试报告，看客户认不认可。于是，他便制作了少量的芬太尼。
“我知道它是列管药品，但列管药品并不等于毒品。”刘某辩称。
禁了一个，十个“新品”冒出来
根据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条，所谓毒品，是指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中国公安大学侦查与反恐怖学院副教授、禁毒研究专家包涵告诉深一度记者，本质上，毒品和药品之间在药理属性上并无明确界限。一部分毒品其实已经几乎没有药用价值，譬如冰毒，此类毒品很容易与药品进行区分。但仍然不少毒品同时也是药品，例如吗啡、鸦片等，在这种情形下，依靠药理属性就很难对它们进行区分。
“列举到管制目录中的药品，从法律定义上看，就可以视为毒品，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除了区分毒品和药品之间的界限，还有如何把这个毒品本身的概念和列管名单中的药物之间的区别，形成一个普通人能感知的程度。一般人对于已经形成固有观念的毒品，可能有比较敏感的认识，例如海洛因、可卡因、冰毒，但对于新兴的毒品，大家可能很难形成这样的印象。”包涵说。
刘某、蒋某以及跟境外客户联系的王某，在这条界线上反复“试探”。根据蒋某的供述，她才是那个根本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以前有客户跟我说这个东西不是管制的，后来刘某也跟我说，这个东西不是管制的。”
而负责生产的刘某则称，第一次做了芬太尼的样品后，蒋某迟迟没有消息，很久之后，突然又跟他取得联系，告诉他，有人做了芬太尼的替代品，成了列管药品，问他能不能研发新的芬太尼替代品。于是刘某便买了两千克原材料，做出了4种芬太尼替代品。后正式售卖的有3种。
“我以为芬太尼加了其他东西，就不是芬太尼了。”刘某说，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混和物。
而所谓“第三代毒品”，其实就指如芬太尼衍生物此类的新精神活性物质，又称“实验室毒品”，在包涵看来，其合成本身就带有明显的规避法规的属性。“这种物质一般缺乏药用价值，它们被合成出来，就是为了故意去规避这（列管）附表。你管了什么，我就盯着附表目录来做一个里面没有的。”
实验室毒品变化极快，犹如九头蛇海德拉，砍掉一个，便以极快的速度重新长出两颗。立法机关将某种物质列入列管名单，很快就会有相似的十种“新品”冒出来。
作为药品，芬太尼是有医用作用的，但芬太尼进入列管名单后，有些不法分子，在芬太尼的键位添加一些其他的基团，成为了新的“芬太尼替代品”，如说卡芬太尼、丙烯酰芬太尼、戊酰芬太尼等。如今，共有23种芬太尼类物质被列入了管制名单管，但管制的速率，却始终比不上开发一种新的芬太尼替代品的速度。
2017年中下旬，在邢台的王某通过QQ联系中间人蒋某，从刘某手里购买了300克芬太尼替代品，从中间人杨某处购买了1公斤阿普唑仑。
王某只有小学文化，在法庭上，他告诉法官，他对于芬太尼的全部了解，源于在武汉参加的一次展会。他知道这种东西国家有限制，但不知道是不是毒品。由于他做外贸生意，主要做化工产品，有外国客户跟他提出要求，他就想办法去找生产。而警方亦向深一度记者证实，王某从2018年开始涉足此类产品生意，并不是其生意的主要部分。
同被羁押的王某公司的业务员，是一群年轻的女孩子，她们告诉法官，她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外贸网站上复制粘贴广告，“来应聘时，老板说我们做医药中间体，具体是什么不是很了解，只记得名称是F开头的。”王某给她们配备了专门的工作手机，当有客户打电话来询问报价时，业务员便将客户询问的名称转达给老板王某，由王某来报价。前期的订货收货、后期的发货，都由王某一人完成。
致瘾性难评估，如何量刑？
包涵表示，目前实验室毒品的致瘾性不好评估，“因为它太新了”。以前的毒品，经过大量的研究试验后，从成瘾性、社会危害性出发，通过《非法药物折算表》对应到法律上的惩罚，标准清晰，便于量刑。但实验室毒品更新速度快，研究和评估的速度跟不上。“很多毒贩，包括制毒的人，都没有专门论证过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厉害，这就很危险。”并且，“实验室毒品的靶向效应很强，你想要什么样的效果，现在基本上就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效果，且造价便宜。”
刘某承认，他并不知道自己生产出来的“芬太尼替代品”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功效。在此之前，他一直跟一些药厂合作，生产非列管类的药物中间体。刘某妻子说。他极少在家人面前提工作上的事，更别提主动制毒。
制药和化工专业人员告诉记者，此类物质数量太多，即使业内专家，有时也做不到完全覆盖。但毫无疑问，在专业学习中，或多或少会对“列管药品”有了解，“至少养成习惯，做什么东西前先去搜一下是不是列管。不是说列管就不能做，但自己心里得有个底。”
一位药剂行业的从业者告诉深一度记者，对于芬太尼，他只知道国家只批准几个企业生产这种药，但怎么制成毒品、制成哪种毒品或者管制到什么程度，他亦不是很清楚。
“类似新精神活性物质这样的东西，有的还没明确其药用价值，因为其医疗用途可能需要长时间探索及科学的验证和评估，我们在没能明确这个物质的药用价值之前，很难把这个东西和毒品区分开，同样的物质，用在医疗上就是药品，用在非法的场合，它就是毒品。”包涵说。
在庭审现场，律师们亦指出，目前尚未有证据表明，本案中流通出去的药品被用于非法用途，“被管制的药品不等同于毒品，流入非法渠道的才是毒品。”生产者刘某的辩护律师张雨如此强调。而王某的律师李克非则告诉记者，对于列管药品，信息传递仍比较滞后，“包括此次起诉书上设计的一种药物，从百度上都没有搜到。”
“实验室毒品”的管理之惑
在我国，流行的仍为传统毒品，生产的“实验室毒品”主要还是销往国外。邢台禁毒大队的宋副队长称，打击“实验室毒品”，难点不在于抓捕，而是很多东西根本不在列管范围之内，“什么时候列入了列管范围，我们才能去抓。”外国的客户从中国订芬太尼，就是打了一个时间差，外国已列管，但在国内尚未列管。
实际上，中国在列管药品管理方面水平先进。包涵告诉记者，2015年，针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规范，也就是《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专门增设了一个目录，叫《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增补目录》，实际上，中国已经将新精神活性物质与传统毒品麻醉药品分开管理。此类药品有专门的管理法，接触有严格的登记制度、开药也须有专门处方，以及还有医药备案登记制度，可以追溯每一笔药物流通去向。
“整体来讲，制度没问题，但这种单一的制度并不能很好地防住新精神活性物质。”包涵称。根据最新资料，2018年的世界记录报告里提到的新精神类活性物质有800多钟，已远远超过了1961年麻醉药品公约和1971精神类药品公约里列管毒品的总和。“种类太多了。列管毒品的意义就在于，告诉普通人，这个东西是非法的。他明白了以后，才具有违法性认识，进行处罚也才有意义。”
各国也在摸索新的管制办法，如尽可能缩短这个管制的时间（称为临时列管），美国出台“类似物管制”，加拿大、澳大利亚则有“骨架管制”等。“但实际上，都只是缩短管制和研发出新一代毒品的时间，没法做到提前管。”包涵说。
赛跑的不只是新精神活性物质研发和列管的速度。被逮捕一年之后，不到40岁的刘某已头发花白。如何量刑，将决定着他以及一家人后半生的走向。这一年里，他的父亲生了场大病，因脑梗住院两三次，如今偏瘫在床。“我就是担心，他可能都没法给他爸爸送终了。”刘某的母亲说。
（原文题为《中美跨国制售“芬太尼”案：绝命毒师和裂变的第三代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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