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入世谈判参与者霍建国：历经15年的中国入世谈判 和改革开放相辅相成
专访入世谈判参与者霍建国： 
霍建国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签字仪式图片。
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时会议主席使用的木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国平 宁宁 摄影 忻晓松
1978年，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进程。1986年，中国提出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申请，1995年后复关谈判转为加入WTO的谈判，整个过程历经15年。
从复关谈判开始，霍建国亲历整个入世谈判过程，先后跟随谷永江、龙永图两任入世谈判代表团团长参与谈判。
回忆中国入世的谈判过程，霍建国说，对外谈判和对内改革开放呈现的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通过一边谈判、一边接触，中国在熟悉和把握市场经济方面有了新的认识。入世谈判对外贸体制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财税改革、企业改革、市场化改革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目标。当时我们距离这些要求差距还比较大，但这些要求同中国正在推进的改革目标是高度一致的。所以1994年国家大胆地进行了外贸、外汇和财税等体制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不仅为后来加入世贸组织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同时这些市场取向的改革，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改革开放与入世谈判过程是一个很自然的互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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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接触期
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申请
是改革开放加速的过程
时间先回到2001年11月10日。
那晚，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实际上，入世谈判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霍建国说，“1984年起，国内已经开始讨论要不要恢复中国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国地位问题；1986年，中国正式提出了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申请；再到后来进入接触和谈判，总过程历时15年之久。”
为什么要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提出申请？
霍建国说，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对内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把改革开放重心转向城市，其中就涉及到很多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探讨。
“WTO本身是市场经济机制的一种象征，它涵盖了一系列国际规则，于是我们就开始接触WTO。而且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系列国际机构都高度关注中国的变化，愿意解决中国的参与问题。”霍建国回忆，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恢复了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这些国际组织的相关负责人每次到北京来，都要接触人民银行、财政部甚至国务院的领导，共同讨论中国的改革开放问题。
霍建国认为，当时从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的申请，就带有一种我们要逐步去适应、学习国际规则的一种想法。
1982年，国务院机构调整。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等机构合并成立对外经济贸易部。这一年，霍建国进入外经贸部的国际贸易研究所工作。
“当时，我在商品市场研究室工作，在我们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时候，曾参与解答了很多由关贸总协定发来的问题。”霍建国说：“这些问题包括企业是不是独立自主运营的、有没有独立核算的财政等。”于是，霍建国与同事对这些问题一一进行解答。用他的话来说，“要自圆其说，还要解释清楚中国经济的模式。”
1986年7月，中国正式申请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国地位。
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关贸总协定的最初接触。“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不断提高对市场化认识的过程，是改革开放加速的过程。”霍建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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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谈判期
“跑了十几趟日内瓦”
谈判僵局一直未能打破
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党的十四大召开，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是第一次在中央文件里开始使用市场经济的概念，是一个重大的突破。1993年进入到了密集谈判期阶段。”霍建国说。
“那时候一年至少要跑三趟日内瓦参加会议，中国复关谈判当时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霍建国回忆说，当时在工作组会上，所有发达成员都开始挑毛病，比如询问中国的物价是不是政府确定的，市场化进展怎么样等问题。
霍建国说，在1993年和1994年，中国曾做了一次冲刺，希望在关贸总协定转为世贸组织之前恢复中国的缔约国地位，但由于美欧的掣肘未能最终达成协议。
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正式开始运作，取代关贸总协定。同年11月，中国复关谈判转为加入WTO的谈判，霍建国的身份也因此变为中国加入WTO谈判工作组成员。
1994年，龙永图接替谷永江担任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这一时期，霍建国跟随龙永图至少跑了十几趟日内瓦。
“代表团多的时候有40多人，一般情况下也有28个人，其中各部委的代表有8人。”霍建国说。
当时，霍建国担任国家经贸委外经贸司副司长，“当时谈判除了要求降低工业品关税外，谈判还盯着汽车关税，甚至棉花、油、粮等大宗产品的国营贸易都盯得很死。此外，还有配额和关税配额问题，配额管理怎么过渡，国营贸易怎么逐步过渡到全面放开等。当时，我们面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长期在国际贸易领域工作，谈判中涉及到的许多问题都由霍建国负责推动协调。霍建国回忆，自1994年复关谈判受挫未果至1998年中期，虽然经过多次磋商，但谈判僵局一直未能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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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谈判
朱镕基亲自上阵拍板
美方五分钟就达成共识
此后随着中美两国政府的交往逐渐增多，中国入世的谈判进程也开始加快。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谈判迎来了真正的突破，但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又使谈判受阻。
“一度中美关系进入到一个对抗性的阶段。”霍建国说，当时中美矛盾上升后，中国外交部、商务部从不同的侧面做了很多工作，后来通过APEC期间的接触，美国人表示愿意恢复谈判，于是双方加大了谈判的力度。
中美最后一次谈判，是在1999年11月进行的。“11月7日，我突然接到外经贸部电话，让我马上回京参加谈判。回来后就参加了11月9日开始的谈判。9号、10号谈了两天，后来就谈崩了，互相调门都很高。”霍建国回忆：“谈判结果向国务院汇报后，朱镕基总理指示说，谈判可以做一些调整，在一些条件上要稍微灵活一点，后来的谈判又有一些进展。”
从1999年11月10日至15日，中国代表团与时任美国贸易代表的巴尔舍夫斯基率领的美国代表团进行了六天六夜的谈判。
有当事人回忆，当时谈判进行得异常艰苦，中方人员将行军床搬到了外经贸部。巴尔舍夫斯基后来则回忆说，在54个小时的谈判中，她只睡了20分钟。
随着双方谈判的唇枪舌剑，11月13日凌晨，美方突然中断磋商离场，到了晚间，美方再次撤离。霍建国回忆，14日夜里11点、12点谈崩后，美国代表已经定好飞机直奔机场了，直到天快亮了才联系上，表示人还在北京，马上又回来继续谈。霍建国说，谈判最后卡在几个敏感问题上，包括国营贸易，大豆、汽车、电影进口，金融保险的开放条件以及文化教育的开放问题等”。
“有几个问题可以让，有些不能让，基本上当时跟美国人在谈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底牌了。”霍建国说。
谈判最后的转机，在11月15日。
当天正好是全国经济工作会开幕，当时朱镕基、吴仪、钱其琛等国务院领导都赶到商务部来了，现场开会听取汇报并拍板解决了一系列难题，霍建国说：“朱镕基总理亲自参加了一次中美谈判，但当时范围很小，只有几个部领导在。”
内部开会时朱镕基对大家说：“今天一定要签协议，不能让美国人跑了，我来跟他们谈。”
据谈判代表龙永图后来回忆，谈判开始后，对美国人抛出的前三个问题，朱镕基都说“我同意”。龙永图有些担心，不断向朱镕基递纸条，上面写着“国务院没授权”，但朱镕基回过头来对他说：“龙永图，你不要再递条子了。”
从第四个问题开始，朱镕基对美方表示，后面的几个问题你们也该作点让步了吧，如果你们让步我们就签字。美方五分钟之后同意了中方的意见。
15日下午4点，中美双方代表签署了两国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市场准入协议。
中美谈好后意味着中国入世最大的障碍终于清除了。
2001年9月17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法律文件在日内瓦获得通过。中国长达15年的入世谈判宣告完成。
霍建国谈中国入世经验：
改革一步到位很难，但只要目标是清楚的，可以分几步走
霍建国于1978年考入对外经贸大学。用他自己的话说，日后的每一步都和改革开放同步。
回忆中国入世的谈判过程，霍建国说，整个过程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着明显的互动关系。“改革开放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一种长期的摸索。要完整设计出一套改变的方案比较难，大胆的实践更重于所谓的闭门造车。迈出去一步，比想好了再动可能效果会更明显。”
霍建国说，中国对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经历了三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从80年代的排斥对立到90年代的理性接受，再到入世后的调整适应。
“通过一边谈判，一边接触，中国在熟悉和了解市场经济方面有了新的认识，这才使得我们下决心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入世谈判对财税改革、企业改革、市场化改革都有具体的目标，当时我们距离这些要求，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但这些又是中国改革所需要的内容，所以1994年我们进行了外贸、外汇和财税体制的改革。这些改革为后来加入世贸组织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所以改革开放与入世过程是一个很自然的互动过程。”霍建国说，“开放后会感觉到国内原本的管理体制不适应，很快会形成新的压力；改革后可能又发现开放还有余地。每次开放后实践的结果都证明我们的理念是落后的，实践是超前的。”
谈到对入世过程的经验总结，霍建国说：“那就是我们既维护了国家的利益，同时也作出了分步开放的安排。”
“中国经济规模很大，很复杂，改革一步到位很难，但是只要目标是清楚的，可以分几步走。”
在霍建国记忆中，入世成功后没有举办庆功会。只是在入世一周年时，国家发行了一枚纪念邮票，石广生和龙永图把当时参与入世谈判的成员召集在国贸饭店搞了一个小型聚会，每人赠送了一套邮票。
对于霍建国等参与入世谈判的成员来说，中国入世成功，给他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们为完成了一件国家交给的艰巨任务，至今感到自豪。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国平 宁宁
人物名片
霍建国
1954年出生，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78年—1985年，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先后获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曾先后在中国土畜产进出口总公司、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商务处、国务院经贸办工作。1997年任国家经贸委外经贸司副司长。2003年国务院机构调整后，先后任商务部商贸服务司副司长和对外贸易司副司长。
长期从事世界经济、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先后参与过扩大机电产品出口战略研究、欧洲统一大市场研究、中国外贸外汇体制改革研究，参与中国入世谈判工作和APEC工作等。
曾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现任中国WTO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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