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未名湖畔,采撷东西

年轻时的汤一介、乐黛云□徐静

有人说,北京学术界有三代学术夫妻:钱锺书和杨绛、汤一介和乐黛云、陈平原和夏晓红。这当中,不少学术圈外的人听说乐黛云,是因为她的先生——哲学家汤一介(1927-2014)。两人在未名湖畔携手漫步,从中年到老年,曾是燕园一景。

实际上,乐黛云不仅是“同行在未名湖畔”的身影,在上世纪80年代,她的名字还与一个悄然舶来、渐次耀眼的学科重叠在一起:比较文学。

作为比较文学的奠基人与确立者,独居的乐黛云尽管已极少出现在北大学生中间,其学术身份却依然活跃:今年下半年,乐黛云所著的《朝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书出版,主编的《跨文化对话》丛书也出了精选辑。阅历波折的她回望往昔时感叹,“我的学术生涯充满了种种偶然”,而这点点线线连成一片,造就了属于乐黛云自己的学术史。

>>积极向前是人生的底色

1931年,乐黛云生于贵阳一个富足有文化的家庭。父母都是新派人,四岁就送她进天主堂,跟一位意大利修女学钢琴。

在贵阳女中的三年初中生活,是乐黛云爱上文学与戏剧的起点。那所刚从城里迁来的学校集中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师资,乐黛云后来还记得她最喜欢的国文课老师,“朱(桐仙)老师很少照本宣科,总是在教完应学的单词和造句之后,就给我们讲小说,一本《德伯家的苔丝》,讲了整整一学期。三年国文课上,我们听了《无名的裘德》《还乡》《三剑客》《简·爱》,这些美丽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几乎每天我都等待以至渴望着上国文课。”

到了高中,乐黛云更是沉浸在西方文化的海洋中。当时,傅东华翻译的《飘》风靡一时,同学们都在谈论书中的人物,乐黛云和母亲也时常为此发生争论。“我当然是有文化、有理想、有教养的文弱书生卫希礼的崇拜者,母亲的英雄却是那位看透了上流社会,能挣会赚的投机商人白瑞德。”

难得的是,乐黛云的父亲并没有“缺席”对女儿的教导,觉得她对《西厢记》《红楼梦》《西游记》这些古典文学名著一问三不知,太不像话,就让乐黛云多读。“我慢慢也喜欢起来,高中时痴迷《红楼梦》,读了好多遍……我开始觉得,中国(文学和文化)不是比不上西方,只是不一样。”

很显然,乐黛云不是小家碧玉型的才女。17岁那年,为了冲出山城老旧的封闭生活,乐黛云执意要考到北京去读大学,为此与呵护她的父亲多次争吵,甚至以死相威胁,“我考取了5个大学,有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我就一心一意要上北大。”那时正好共产党围城北京,一个大姑娘到了北京以后举目无亲如何是好。可乐黛云在母亲的暗中支持下,还是到了北京。眼看着古老的城楼,红墙碧瓦,唱着有可能被抓去杀头的禁歌,乐黛云真觉得是来到了一个在梦中见过多次的自由的城!她曾这样宣示自己:“与其凑合地活着,不如轰轰烈烈干一场就去死。”

报考北大的时候,乐黛云填的是英语系,因为阅卷的沈从文先生欣赏她的作文,就转到了中文系。当时北大浓厚的学术气氛、高规格的师资配置令乐黛云受益匪浅,大一的课程包括沈从文先生的国文(兼写作)、废名先生的现代作品分析、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齐良骥先生的西洋哲学概论……乐黛云后来回想,认为是北大一年级的时光注定了她一辈子喜欢学校生活,热爱现代文学,崇尚学术生涯。

乐黛云的性格中有一种天生的执着与激情,积极向前是她人生的底色。她是北大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作为唯一代表到捷克斯洛伐克参加世界学生大会,和同学一起秘密出版地下刊物,还起了个《当代英雄》这样扎眼的名字。

>>与汤一介终究不是一般的市井夫妻

乐黛云没有想到,北京大学不仅是她学术生涯的起点,亦是她婚姻家庭的归属之地。

那时的北大校园里,汤一介是专注学术、儒雅内敛的大师之子,父亲汤用彤时任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乐黛云是热情奔放、传递革命思想的“小火苗”,他们在革命的年代相知相遇,在动荡的年代相互扶持。

“我跟汤一介终究不是一般的市井夫妻。”乐黛云曾在公开场合这样总结二人的感情,“他写《人生要有大爱》,我们俩开始交往的时候就是那样的,去南苑农场劳动,中午大家坐草地上休息,我穿了一个工裤,有个兜,他摘了两根小草装我兜里,说了一句话:‘我这就交给你了。’我说:‘那好吧!’我们就好下去了,非常简单。”两人结婚决定不住在家里,因为要跟知识分子家庭划清界限。

令乐黛云感动的,是汤一介的父母对这对年轻伴侣的包容:结婚第二天,汤老先生和夫人找了家大饭店请至亲好友吃饭,毕竟汤一介是汤家长子。汤老先生要新婚夫妻参加,小两口却认为那是旧风俗习惯要抵制,两个人都没去。“这种行为现在看来其实很过分,一定很伤两个老人的心。但汤老先生还是不动声色,连句责备的话也没有。”

婚后乐黛云和汤一介的生活,显示出在学术上同样有追求的乐黛云“霸道”的一面。因为家里地方小,书太多,两人时有争执:“当然,我和老汤都愿意把自己爱用和常用的书放在显眼、好拿的地方,可是这种地方有限,该放谁的书呢?在这种争执中,我常常打胜仗,因为,第一,他个儿高,我个儿矮,他得让我三分；第二,我很少看哲学书,他却常看文学书籍,从利用频率来看,哲学也该让文学；第三,我会耍赖皮,他拿我没有办法。”

只可惜,这样温馨的生活场景并没有持续太久。1958年,乐黛云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定位为“极右派”。在当时的北大,因为家庭分裂、夫妻反目而自杀的并非个例,但乐黛云说:“我跟老汤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死。”汤一介一直认为乐黛云不是右派,他甚至跑到中文系去跟人说:“乐黛云17岁入党,怎么可能是右派呢?”生完大儿子汤双八个月,乐黛云被下放,留在城里的汤一介每个礼拜会给妻子写一封信,每个信封上都写“乐黛云同志”,领导找汤一介谈话,不许称呼乐黛云为“同志”,但他还是坚持写信,坚持称呼“同志”。“文革”期间,汤一介被定为哲学系的“黑帮”,每天都要接受批斗,乐黛云担心汤一介被定罪带走,就常在汤一介挨斗时,坐在哲学系楼下的台阶上守着,时刻掌握丈夫行踪。

汤一介有篇《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的文章,其中深情地写道:“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普普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他们喜欢自由,却常常身陷牢笼；他们向往逍遥,却总有俗事缠身!现在,小鸟已变成老鸟,但他们依旧在绕湖同行。”2014年汤一介先生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乐先生以“你的小黛”向相伴六十多年的丈夫做最后的书面告别。她写道:“未名湖畔,鸟飞何疾,我虽迟慢,誓将永随。”

>>比较文学的“拓荒者”

“我不想以遗孀或汤一介的未亡人的身份来谈他,我更想从一位知识分子对另一位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谈,谈我们共同置身的历史,我们的周遭,还有我们共同知悉的知识分子的历程。”说这番话,是2015年乐黛云在国家图书馆的一次演讲上,这位年逾八十的学术女性一直保持的独立由此可见一斑。

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北京远郊劳动改造,“文革”中被迫到江西办草棚大学,20年的艰难时光,并没有让乐黛云变得谨小慎微,相反她的学术活力在困厄中沉积、等待爆发。

“文革”刚一结束,北大来了欧美留学生,别人避之不急,乐黛云却不在意。对这个留学生班三年的教学,全然改变了乐黛云后半生的学术轨迹。为了讲课,她突破当时教中国现代文学的僵死模式,大胆讲起了徐志摩、艾青等“资产阶级”作家。

在备课的过程中,乐黛云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离开了西方文学是不可能讲的。由于和留学生接触,乐黛云看到了许多国外研究鲁迅的论文。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乐黛云就曾对鲁迅思想有过较系统的研究,对他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很感兴趣。鲁迅“掊物质,张灵明,任个人,排众数”的社会主张、“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学术理想,对乐黛云影响颇深。待1982年在哈佛大学与国外学术界充分沟通后,乐黛云更像发现了一个新天地。

1984年,深圳大学组建,邀汤一介兴办国学研究所,请乐黛云担任中文系主任,并在那里建立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所。乐黛云在此后的研究中逐渐认识到,中国的比较文学同西方的比较文学是不一样的。西方的比较文学在课堂中产生,属于学院派；中国的比较文学却产生于时代和社会的需要,产生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之中。

乐黛云的学生、北大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戴锦华曾说:“在我个人的经历与体认中,我对比较文学的认知、国际视野中的比较和差异意识、我与这一学科丰厚而稀薄的联系,都系于一个人——乐黛云先生。”事实上,这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上的事实: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记忆中,比较文学的旗帜重叠着乐先生的名字。

戴锦华一直记得第一次应乐老师邀请参加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的情景:“与众友坐等开幕式之时,仰望主席台上黑压压地满坐着男性学者。但见乐老师与饶芃子老师相携登台,从容坐上主位。轮到我斗嘴:‘女人无须多,坐中间就是了。’一干女学者乐不可支,强忍笑声。”

如今,87岁的乐黛云很少在未名湖边散步,时常在家中抚弄古琴的她,依然坚持学术研究,《朝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跨文化对话》丛书精选辑均在下半年出版。她一直记得公公汤用彤生前说过的一段话,“你知道沉潜二字的意思吗?沉,就是要有厚重的积淀,真正沉到最底层；潜,就是要深藏不露,安心在不为人知的底层中发展”。沉潜二字,已铭刻在了乐黛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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