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去哪儿？张军、吴晓刚给这些建议
“中国幸运的是，40年前开启改革需要劳动力时，婴儿潮那代人开始进入市场，“无限供给”劳动力；现在进入到发展新阶段需要提升创新和增长质量，人口数量对经济影响不那么重要的时候，人口红利正好消失。”
“回首过去我觉得，80年代上大学给了我们很多自由，但自由的学习、自由的阅读、自由的思考，这些可能才是我真正受益的东西，能够让我走到今天。”
在11月15日举行的《改革中国:十六位学者论改革开放四十年》新书分享会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座教授吴晓刚两位作者围绕“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形势下的就业”展开讨论。
活动现场
张军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讲解了为什么当前中国就业与GDP增长出现背离，吴晓刚则以亲身经历与观察，从微观视角讲述社会转折过程中的个人机遇。两位还在现场回答了当下年轻人最关心的有关AI取代人力以及是否要“逃离”北上广深等问题。
以下内容根据活动现场实录摘录。
张军：新业态、经济结构变化使中国背离奥肯定律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
2002年至2012年，中国实际GDP的年增长率在10%左右，2012年后低于8%，目前增速放缓至大约6.5%。但是此前一项覆盖中国九省的家计调查数据显示，2009年以来中国失业率基本呈稳中有降的趋势，比官方公布的十年来没有变化的失业率还要稳健。
根据奥肯定律，GDP变化和失业率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那GDP增速在下降，失业率没有增加，违背了基本的常识，这怎么解释？
张军认为，首先，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的产生让业态发生变化。新业态带来很多就业机会，但它们并不产生GDP。虽然国家统计局正试图修改产业分类目录以捕捉和度量新经济的比重，但新经济改变的不是产业而是业态，且新业态发展并不是靠销售收入支撑而是希望从资本市场上获得投资回报。所以，许多新经济在当期并没有真正创造可以度量的GDP可以与就业一起增长。这与二手房市场的逻辑相似。
其次，中国服务业发展越来越快，随着经济结构转变，就业会在不同行业间重新分布。
分部门的就业增长率变化（2006-2014）。蓝色：第一产业；红色：第二产业；绿色：第三产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6年至2010年与2011年至2014年间不同产业的就业增长率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产业的就业负增长率进一步加大，释放出更多劳动力，且现在服务业的就业增速（约5%）是制造业的两倍多。2012年后，服务业就业增长提速，张军解释，很可能是四万亿计划后的政策鼓励了更多服务业的就业。
张军还指出，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劳动力供给的速度持续放缓，其实给中国经济转型创造了条件。当前每年约有七百万大学毕业生，新增劳动力约两三百万，再加上两百万左右流动劳动力，总共约一千至一千三百万，与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目标一致。换言之，中国GDP增速只要保持在6.5%左右的水平，每年城镇的新增就业就能得以保障，同时也减轻了发展对环境的压力。
吴晓刚：在时代大势下寻找机遇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座教授吴晓刚
吴晓刚回忆了自己的学习和工作经历。1980年代的大学同学不论是留在上海还是出国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境遇，但大家现在都过得不错，因为那是时代中的“势”。
中国人民确实从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受益——大部分人不需要再从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工作，他们的二代相对也有了更多机会。可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人都等同获益，社会也有了巨大的贫富差距，随之产生许多社会问题。现在针对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弱势群体的政策正是对资源再次分配。
关于目前大学生就业，吴晓刚认为，问题不在于他们有无工作，而是就业质量。许多工作大学生不愿意做，心理上有落差。学生需要理解自己的命运，分析找不到工作的原因。由于大学教育的门槛降低，文凭不再是衡量个人能力的唯一标准。如何在大学里培养适应新经济的人才是目前亟需关注的话题。
未来机器会多大程度上取代劳动力？
张军：财富增长依赖的不是投入，是生产率，而生产率是靠技术来提升。
今天大家都担心我们会被机器取代。但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不是我们要的吗？我们真正可以从工作中解放出来，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最好让它来得更猛烈。
经济学有一个最基本的定律，边际效应需要下降。哪怕是你最喜欢的事情，做久了你也会厌它。所以在你厌之前，你有另外一个事情可做，那你的总效用就会达到最大。
我们现在最苦的一件事情是就是教书，虽然做学术是我喜欢的，但是我依然希望可以有时间画画，在两者之间自由转换，这样我的效用最高，但我现在还做不到。我想如果医生可以被机器取代，他们能解脱也会很开心。
按照目前的趋势，技术取代人力其实是不可逆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来做这个算法，所以它应该能持续解决我们面临的这些痛苦。以后，我们离共产主义更近而不是更远了。
当然前提大家要去想，这件事情如果持续演化，国家财富一定要有倍增计划，到最后你不需要在意你的房子，不需要在意退休。这个需要有足够多的财富创造，而这个财富的创造，不是我们有更多的人来干这件事情，而是要有更少的人来干，财富才能真正有创造的巨大空间，而这都要依赖技术。现在新技术的发展，至少让我们开启了一个希望之旅。
吴晓刚：技术肯定增加了人类的福祉。物质丰富了，人们有更多休闲时间，可是我想，那些首先被取代的低技能的人，他们可能没有能力去喜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如果依赖国家财富也可能会出问题。
所以，我从某种程度上不同意张老师说的，我希望它来得慢一点，等到人类做了一些适应。我们需要投资人的技能、人的大脑，社会有了足够的准备，那人从枯燥劳动中解放出来能从事既有趣而且具有创造力的事，也许那个时候可能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继AI之后的另一种革命。
年轻人该去哪里？
张军：我想我不能给出建议，因为首先这是个人选择。如果是市场影响要素流动的方向，不同的人会对不同的东西敏感。
比如说上海、长三角这些地方，你会发现很多人还是愿意选择在上海，尽管房价特别贵，生活费用特别高。换句话说，事实上这显示出他对房价的不敏感，因为他的工作必须在这边。但是反过来看，我们有大量的就业机会已经转移到了苏州、无锡、常州等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房租或者房价特别敏感，他们需要离开上海。
过去20年，长三角一体化已经高度发达，上海跟周边的26个城市之间形成了一个完美的供应链。比如，张江的一个创业男可以在一小时之内的圈里面，找到无数可以帮他生产产品零部件的厂，这些厂都不在上海，都在周边的地方。现在要解决是更便利的问题。
长三角一体化被列为国家战略，由国务院协调，所以我相信未来十年长三角的出行会变得非常便利。那时候你还会问这个问题吗？你住在苏州，会觉得非常的开心，来上海工作根本没有问题，其实现在从昆山搭高铁来上班的人太多了。
如果交通网络改善了以后，特别是在经济密度非常高的地区能实现互联互通的话，我相信我们居住的选择，又会有很大的改变。上海跟周边地方一定要有同城效应。
我们基础设施做得很好，现在很多人觉得基础设施也不要做了。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觉得现在要精准地来解决互联互通。
吴晓刚：当你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你先是看“势”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中国人口老龄化、城市化，没有人会说未来十年这些会突然出现反转。
要搭上时代的列车，你才往上走。未来的产业是怎么样的趋势？比如说越南，虽然说可能有机会发小财，都是劳动密集型、纺织型产业，你去那里干嘛呢？
所以首先是看大势，然后在这个趋势下面你再说有什么可以变，跟你自己的东西结合起来。就像我们说城市化，人越来越多，但是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路径，不同的国家、政府，都有自己的选择。
看清大势再作选择，至少能保证你不会跳上一艘将沉的船，不会是一个让你非常后悔的选择。最后一句话，是金子在哪都发光。你在上海可能过得不错，到无锡去可能也不错，性质上没有那么大的差距。虽然说住房可能会有区别，心理上会有这种感觉，但我觉得这个是很细节的小问题。
（特此感谢之禾空间对本场活动的场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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