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记者讲好故事》：“他者”境遇的生命启示录 ●杨亮
讲出好的故事需要讲述者具有一定的语言天分和表达技巧，但是一则好的故事绝非凭着华丽的言辞和劝服的技巧就能打动观众，让观者予以认可，进而实现心灵上的共鸣。它既需要讲述者对故事主人公身上所具有的语言、表情、动作等“显在性”符号特征予以本真性的还原，更需要讲述者用脚力、眼力、脑力与故事主人公实现肢体、视觉、心理乃至灵魂的触碰。
“好记者讲好故事”是全国新闻战线开展的演讲活动，今年已是第五届。故事以记者笔下、镜头下的真实、生动故事为依托，再现不同国别、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下“人”的生活状态、命运希冀以及这群人与国家发展的情感想象与际遇纠葛。
与作家笔下的小说能让读者看得涕泪横流；肥皂剧的言情起伏让观众为之动容；激情四射的演唱会让参与者豪情迸射相比，面对直逼感官冲击的“对话式”表白，记者口中讲述的鲜活小人物生存状态、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宏大叙事、“地球村”中“村”与“村”间的你来我往，不仅具有真实可信的“历史解释的私人趣味”，而且作为一种“共同命运的证词”，它还具有记录当下你我的尘封意义。
说是“共同命运的证词”，一方面是因为情感的“共通性”，即身处同样境遇中的“我”也会如记者一般，为采访对象的所遭所遇义愤填膺或者喝彩点赞；另一方面是因为一种“人性本善”的感同身受，为弱者、为自我不能达到采访对象人生境界的那种“虔诚之敬”！
一种资源的稀缺毕竟会造就出一种价值的唯一性与不可复制性。与其说《好记者讲好故事》是记者在与观众分享自己采访的心得与体会，不如说在讲述一种人性本真的稀缺，“他者”境遇的唯一性与不可复制性。
在开山岛坚守32年的王继才说，这个岛很小，但我站在这个地方，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雄鸡版图上就不缺胳膊不少腿；援藏植物学家钟扬教授说，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西藏玉麦的卓嘎和央宗说，祖国是阿爸手中缝过的五星红旗，五星红旗在哪里，祖国就在那里……
对他们来说，生命的旅程不是一个漂亮的大结局，而是“全部生活行为所追求的持续性状态”。王继才32年孤岛坚守，靠的是“岛总得有人守啊”；钟扬16年援藏，靠的是“当一个物种为拓展疆域，而必须接受恶劣环境挑战时，总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卓嘎和央宗俩姐妹守卫五星红旗52年，靠的是“家是玉麦，国是中国”。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家与国是一对命运共同体，连接二者的一条线是民族认同感，而连接民族认同感的一条线则是与“他民族”泾渭分明的界限。
这条边界线是“当玉麦的山头飘起了外国的国旗时，阿爸被惹怒了”，是“如果1939年我们有人守岛，有旗帜插在岛上，侵略者就上不来”，是“工作热情一定要贡献给我们自己的国家”……
如果说正是由于开山岛和玉麦的地理边界几乎与民族边缘重合，才更显得守边护疆的可贵，那么作为一个将家和国画等号的守边人该有着一种什么样的家国情怀呢？如果非要给出答案，或许“应该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
这就是“他者”生活的本真，我们无法亲自触及他们各自的生存状态，但是借助记者的口述，开山岛的王继才和玉麦的卓嘎、央宗两姐妹无疑就会在每一位观众的价值坐标中找到对应的位次：从物理空间的离场和缺位回归到精神空间的在场和驻扎。
13亿中国人生活在偌大的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任何一个中国人，哪怕你每天都经历一个中国人的故事，即便你活100岁，把你的经历放到13亿人的故事中，你的经历也是微不足道的。《好记者讲好故事》不是为了一一展示，而是为了呈现一个个当下共同生活境况的本真体验，一种具有标出性的生命境遇，即“他者”的生命启示录。
那么，在当今世界，最能代表这种标出性的生命境遇无疑应该属于正在遭受战争蹂躏的国度。而战地记者在异国他乡用生命换回的影像和文字资料无疑最有震慑心魄的情感浸润感。在新华社记者刘万利《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的讲述中，伊拉克的一位足球教练加尼姆，他一生中最荣耀的事情就是身披国旗奔跑在赛场，但是因为战争，那面国旗却沦为了包裹儿子和女婿遗像的裹覆之物。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家国狼藉，国旗的仪式感、尊严感，自然也失去了颜色。
当利比亚战争爆发，一名利比亚人恳求刘万利将他带出时说：“他看到中国人可以优先通关。”优先通关，在异国他乡，不是中国人比其他国族有着人种的优先权，而是五星红旗昭示的国家品牌和国力象征。
1988年，治沙女杰牛玉琴在丈夫张家旺去世后，不服命运的捉弄，硬是用一句“树，我不能卖；人，我不改嫁”的倔强和毅力，造林11万亩，将丈夫生前所画的造林图扩大了7倍。全国治沙英雄石光银在失去儿子石占军后说：“儿子没有了，我还有孙子，只要一代接着一代干，治沙事业就永远不会断。”
如果一个文明的历史具有属于自身的生长线索和内在动力的话，那么中国人的生长线索就是为着一种有意义的幸福生活而藐视一切阻力和磨难的无坚不摧，那蕴含期间的内在动力就是一种愿意为之付出无限代价的责任意识，哪怕掉了头颅。
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总工程师林鸣就是这样，即便在过度疲劳鼻腔出血，两次全麻手术后的第七天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赶赴工程现场，此时，国家的成败较量早已超越了肉体的生死。对林鸣来说，港珠澳大桥的生命已与自我的生命融为一体，成为幸福感来源的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限于篇幅，我们无法把《好记者讲好故事》的每一个细节一一道出，但是我们认为每一位故事的主人公都是一种语言或者一种理想的创造者或者说颠覆者，在他们在自我灵魂本原中溢出的人格魅力，才让这个世界的幸福有了可追溯的永恒性和不可终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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