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出第11版 为人生打底色的大学语文课程不能丢
11月17日，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七届年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举行，180余名来自全国高校的大学语文一线教师济济一堂，共话当下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语文教育，新媒体时代的母语阅读与写作，大学语文课程发展、课堂教学、教材教法等诸多热点话题。
会议现场，由徐中玉、齐森华、谭帆主编的全新《大学语文》（第11版）首发，这是传统经典老教材全新修订后的首次亮相和全新起航。
上世纪70年代末，时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徐中玉和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等共同倡议，恢复开设因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而中断的大学语文课程，发起组织部分全国高校专家、学者，一起来共同编写新的《大学语文》教材。1981年，教材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为新中国第一本《大学语文》教材。
《大学语文》出版后，一直坚持与时俱进、不断修订，过三至五年便会推出新的修订版，由教育部高教司组编，是教育部“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并作为全日制高校开设大学语文课程的重点教材，被列入高教司21世纪高校教材推荐书目，声名远扬，屡获殊荣。
“为人生打底色的大学语文课程不能丢”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徐中玉先生一直躬行于大学语文教育领域，是该领域的灵魂人物，在他看来，语文本身传承着民族文化，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在新版《大学语文》的序言中，他写道：“从语文的“人文性”角度考虑，大学语文课程的开设，有利于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有利于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涵养性情；从语文的“工具性”角度考虑，开设大学语文课程，旨在完成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以后，使语文的学习不致中断，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谭帆说道：“大学之需要“语文”，一方面受传统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以前，“大一国文”是中国大学的必修课程，在高等教育中曾产生过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则来自于现实的需要，“语文”自小学到中学均为必读课程，学生修读“语文”的时间不可谓不长，对学生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但长期的应试教育所产生的弊端已日益明显，以考试为目的以成绩为标杆，已深深影响了本来应为素质养成和能力培养的语文教育。而大学开设“语文”正避开了语文的“应试性”，让语文在很大程度上回归到语文的本然特性，大学之需要“语文”正是由于这种相对的“无功利性”，它对国民素质的培养、母语水准的提升必将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
《大学语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其式微的发展趋势现状也无法忽视，这几年以应用写作课来取代大学语文课似乎成了许多学校教学决策部门的选择。在研究会上，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副会长、湖北大学教授杨建波教授就抨击了这一现象。杨建波与参会者分享了她曾听到过的一则“高超”教育理论，“2013年某校调整教学计划，把大学语文的半壁江山划给了“应用写作”，教务处长对前来反映意见的大学语文教授说，“你们的观念要跟着形势变，不要老想着给学生一只鸡，这种做法过时了，现在是各取所需，学生要鸡头你就给鸡头，要鸡翅就给鸡翅，要鸡脚就给鸡脚。学生不会写求职报告，你就教他写求职报告，不会写应用文你就教他写应用文。什么人文啦、欣赏啦没有用。””
这样的理论让杨建波惊愕之余还感到一丝悲哀，遗憾的是不仅学校的“官员”，有些普通老师也持大学语文“无用”的态度。杨建波说，她也曾听到杭州外国语学院一位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的女教师说：“大学语文有啥用啊！”
在功利主义的泥沼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希望迅速看到教育的“成果”，教育变成了急功近利的一项投资。杨建波说她有二个观点：“第一，如果说教育本身就“无用”的话，那么大学语文自然也是“无用”的；第二，教育培养的是人，而不是“匠”，更不是“器”。”杨建波强调，为人生打底色的大学语文课程不能丢。
“许多知识和学问对于人生的作用在短时间内是看不出来的，一位强调兑现的“显在”功能，很可能会出现像梅贻奇在《大学一解》中所说“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的状况。梅贻奇主政清华十多年，其法宝之一就是“通才教育”，学无用的知识。民国时期的灿若群星的大师中，有一多半出自清华，这证明了“无用教育”是深谋远虑的符合教育规律的教育。”
而这对大学语文教师的水平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杨建波认为：大学语文教师的知识结构可以分这样几个层次：教育学与课程论是第一层次；语言文学为第二个层次，这个层次除包括自己所学的专业外，还应包括文艺理论、中国文学史、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包括现代汉语在近三十年的流变）以及外国文学等；政治、历史等为第三个层次；哲学、宗教、美学、社会学为第四个层次，其中儒释道（包括玄学）的基本思想与基本理论，对解读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有重要意义，尤其需要掌握；关注世界与国家时事，关注当下社会的政治走向、文化思潮、价值趋向与审美动向，并独立的较为正确的判断，了解当代前沿的自然科学成就和重大的经济建设成果是第五个层次。
《大学语文》（第11版）亮点：“人文性”与“工具性”并举
在徐中玉先生的引领下，《大学语文》（第11版）的编写和修订始终坚守“人文性”和“工具性”这两个维度，教材呈现出来的指导思想、编写思路和基本格局，已经构成了《大学语文》教材的特色，也得到了广大师生的首肯。
全新的《大学语文》（第11版）延续此前诸多版本基本编写思路的同时，在选目的视野上有所拓宽，在内容设计和撰写上不断完善，封面设计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典雅、大气，是对此前版本的一次提升。
教材分为十二单元，每单元有一个共同的人文主题，教材中所选多是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堪称全人类创造的思想文化精粹，在总体上传递出对中国固有人文传统与现代思想观念相贯通的理解，这恰是“人文性”的体现。另一方面，“学文例话”是本教材的一个显著特色，有“说理”“抒情”“叙事”“写人”四篇，主要从表达方式着眼来谈阅读与写作问题，每篇设置在三个单元，也就是一个大的课文组合后面，其内容要点与这三个单元课文运用的主要表达方式形式一定呼应。以第一至第三单元为例，其中课文多选议论说理性文章，故其后的“学文例话”即安排为“说理”。在教学中，教师可引导学生全身心投入，悉心体验和揣摩这些经典篇目，在感悟和品味中发展自己的思维和情感，同时增强语言运用能力，可视为对“工具性”的有效实践。
《大学语文》的编委认为，语文素养既包括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同时也十分关注学习者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以及学习的过程与方法。这三个维度整合而成的语文素养，对一个人来说是整体性的，而且是可以持续发展、不断升华的。关注学生的精神成长和语文运用能力的培养，注重对学生语文素养的培养，是大学语文课程的双重功能，也是《大学语文》教材贯穿始终的追求。因此，《大学语文》不仅是大学生提高母语水平的优秀读本，也是增长语文素养的有效载体。
谈到《大学语文》的编写理念时，徐中玉曾说，在《大学语文》问世的这些年来，我国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各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变化，但编者一直坚持以精选我国丰富优秀的文化、文学遗产为主，择优选入教材，作为感悟、熏陶、启发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基本材料，这样做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
徐中玉认为，大学语文学科性质的定位，必须把重点放在讲好文学精品本身上，经过教师引导和课堂讨论，把作品讲活、讲透，使学生把握到其中所蕴涵着的人文精神实质，不是一味讲字、词、句、篇，而忽视了整体把握，“一种教材可以原封不动用上几十年的日子早已过去……如果“凝固”“保守”也可算作“稳定”，那么，这种“稳定”其实是很不足取的，因为它实际上乃是“停滞”的饰词。优秀的文学作品是终古常新的。我们对本国优秀的文学作品的研究和审美鉴赏也永远不会穷尽。”
第11版《大学语文》在坚持一以贯之的理想的同时，也创新地让高校语文教学立体起来。例如，添加二维码，手机一扫，就能链接到“名师课堂”的视频以及朗读、吟唱诗词的音频。适应时代发展，不意味着迎合。第11版修订会上，曾有人提出，是否要迎合95后趣味，在教材中纳入悬疑、玄幻类网络小说？会议讨论决定：不迎合，应引领。主编之一谭帆认为：“只要坚持不懈，不急功近利，大学语文的作用会越来越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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