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 审判权去行政化的深圳样本
福田区人民法院庭审现场。
福田法院的法官助理办公室内，卷宗堆积如山。
盐田法院的庭审现场。A12-A13版图片/受访者供图
改革物语
2012年，福田法院进行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后，魏巍被遴选为改革后的首批审判长之一。图为她获得的审判长奖章。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黄晶晶还记得一名同事离职时对她的触动。
当时，那名同事的亲属重病住院，医疗费用数以十万计。他与黄晶晶几乎同时进入法院，彼时已是院里的中层骨干。“同事说身为法官，一年到头兢兢业业，家人出了意外，都没有能力负担。”
很快，深圳进行司法改革，黄晶晶等法官的薪资在原有基础上普涨了1500元，还多了绩效考核津贴，收入大幅提升。
从2012年开始，多次担当改革试验田的深圳再次走到时代潮头，从下辖的盐田区、福田区开始逐步摸索法官职业化改革。它们为法官建立了与公务员不同的单独序列，建立了法官自己的晋升渠道、薪资体系。就着这股职业化的潮流，又尝试了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真正做到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
2014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明确提出深化法院人事管理改革、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
以深圳经验为样本，2014年6月，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框架的意见》,上海、广东等7个省份成为第一批司法改革试点地区。此后，山西、内蒙古、北京、河北等多个省份也先后迈入司改试点行列。
2017年2月16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徐家新在全国高级法院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表示，司法改革顶层设计已基本完成。
会诊疑难案件的专业法官会议
11月7日晚7点，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的办公楼内依然灯火通明。法官们端着咖啡往办公室走，助理们抱着厚厚的文件与他们擦肩而过，许多人的办公桌上都堆着厚厚的卷宗。
10月后，已是“全国法院加班季”。福田法院也不例外，大家都自觉加班，基本每天都要干到晚上8点半。
46岁的女法官魏巍也在加班。魏巍是福田法院互联网和金融庭庭长，这是一个2018年3月15日方才成立的年轻审判庭，全国还是第一家。
为了解决日常审判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每周五下午两点半，魏巍都要带着庭里的9名法官召开专业法官会议。魏巍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专业会议，为的是统一案件裁判标准。
最近两周，互金庭受理了大量小额贷款诉讼案。在一次专业法官会议上，法官们决定召集众多原告代理人开会，告知他们根据“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要素表”调整诉讼请求。此后，小额贷款纠纷原告方的诉讼请求更加清晰、准确了。
与魏巍这样的成熟法官相比，资历较浅的法官更能在专业法官会议上受益。过去，常有年轻法官对自己的裁判举棋不定，私下里找魏巍交流。“专业问题拿不准、担心工作量完不成，包括与法官助理的分工不知道怎么处理，各种情况都有。”魏巍说，法官们觉得自己手上那支笔分量很重，判决书的责任很大，内心的压力也很大。
年轻法官如履薄冰的心态，也让魏巍想到了20年前的自己。那时，魏巍刚成为助理审判员，第一次独立审案。她对自己的判决“没由来”的不自信，当事人上诉后，又不好意思到二审法院询问，只好默默关注二审进展。直到半年后，她心里的石头还是无法落地，终于忍不住到档案馆查询，发现案件早已维持原判归档了。
魏巍认为，专业法官会议为缺乏经验的年轻法官提供了“集体智慧”。“从如何统一裁判标准，到法庭规范，甚至如何处理与法官助理的协作关系，这些问题都能在会议上讨论。”
法官的职业瓶颈
深圳的本轮司法改革是从法官职业化开始的。
2012年4月，在盐田区委区政府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支持下，盐田法院主动申请进行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职业化改革试点。为此，盐田区委区政府还将组织、人事、财政、编办等多个部门的人员凑在一起，成立了盐田区司法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下称“盐田司改小组”）。
在盐田法院政治部主任张明军看来，深圳之所以让盐田成为试点，一是因为盐田法院人员少、体量小，容易改革；二是因为盐田有过改革的先例，“一直是改革热土”。这一次，盐田的法官职业化改革路径清晰：要把法官从公务员序列中剥离出来，并提高待遇。
事实上，早在2002年，最高法院就曾下发过《关于加强给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但那时的法官职业化，只涉及提高专业素养、加大职业保障等问题，从未计划过让法官设立单独的职级序列体系。
直到10年后全国“两会”，时任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提出启动法官单独职务序列、进行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这才为想要改革的地方法院提供了新的契机。
多年来，法官职业化改革的停滞，让法官们难以晋升、薪资待遇不高，许多人因此离职。深圳法院系统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左右，盐田法院有10多名业务骨干外调或辞职；2003年到2013年，深圳市区两级法院辞职、调离234人。留在法院里的，有些人也为了解决待遇离开了审判一线，没离开的想着能到司法行政岗位挂职。
盐田法院速裁庭庭长罗鸣2001年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原本在深圳的一家金融类公司就职。4年后，浓厚的法律情结让他离开公司，到盐田法院做起了书记员，2013年终于成为一名法官。
罗鸣记得，刚到法院时，工资加补贴一个月能拿8000元左右，“后来将近8年都是这个数，一年大概十几万元。”和他同期毕业的法学院同学，做律师、做法务，有的已经拿到了年薪几十万。
晋升渠道狭窄，也让罗鸣无奈。职业化改革前，法官待遇与行政级别挂钩，只有当上庭长、院长才能升级、涨工资。盐田这样的基层法院，不少50多岁的法官仍是科员或副主任科员，罗鸣的晋升似乎希望渺茫。
建立专业的职级序列
为了改变这样的局面，盐田司改小组决定为法官设置单独职级序列，与公务员行政级别脱钩。比如深圳中院设一级高级法官至四级法官，各区基层法院设二级高级法官至五级法官。“四级高级法官以下，没有晋升名额限制。如果法官连续两年考核优秀，还可以缩减一年晋升年限。”黄晶晶说。
不仅如此，盐田司改小组经研究后认为法官的待遇也应提高。“大家都能接受的标准，是把法官的工资薪级，在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薪级的基础上提升10%左右。”张明军说。
据《南方周末》报道，盐田司改小组还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模拟了两名大学毕业生的职业生涯、收入情况。在模型里，两名大学生一个毕业后做法官，一个毕业后成为普通公务员，都按照正常情况升职、加薪。依照模型的结果，进一步测算出每个法官级别对应的薪级，以及提升的幅度。
有了这两点，法官们的薪酬得到了一定幅度的提升，开始将公务员甩到身后。黄晶晶的爱人在政府机关工作，行政级别比她高。但改革后，黄晶晶的待遇与法官级别相对应，拿到的钱不比爱人少。
罗鸣说，改革后，法官们的月工资大约可获得1500元的普涨。罗鸣不仅底薪提高了，还多出了一项绩效考核津贴奖励。“平时发40%，剩下60%年终考核时发。一年下来，比平时多了十几万元。”
2014年1月，深圳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职业化改革方案》，将改革在全市推开。黄晶晶说，法官往往是“容易满足的”。随着薪资待遇的提高、晋升途径的转移，即使面对外界的高薪聘请，越来越多的法官也选择了留在审判席上。
让法官回归一线办案
提高法官待遇的同时，还要保证法官的质量。盐田法院不仅探索了法官职业化改革，还设计出了一套员额制法官改革方案。
所谓员额制改革，是将法院工作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三类，法官数量要根据法院辖区人口数量、案件数量等确定在一定比例之内。
要想成为员额法官，先要通过严格的专业考核；而一旦成为员额法官，不论院长、庭长都要参与一线审判。
2014年，张明军和盐田法院的调研小组参与起草《深圳市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职业化改革方案》时，对员额法官数量进行了初步估算。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深圳两级法院当时年收案量约20万件，正常情况下，一名法官每年办案150件至200件。也就是说，深圳两级法院共需约1200名法官。其中，深圳中院法官员额不超过政法编制的60%，基层法院不超过65%。
接下来就是让有法官资格的人自由选择，可以留在一线办案做员额法官，也可以放弃入额，做行政工作、走公务员序列。
罗鸣和魏巍没有丝毫犹豫，便选择成为员额法官。魏巍说，也有少数法官出于任职回避、个人未考虑清楚等多方面因素，没有入额，转做行政工作。还有一些本已担任行政职务的人员，不愿彻底离开办案一线，毅然放弃行政职务，选择入额。
不过，所有想要入额的法官，都要先经过严格的专业考试。
魏巍记得，入额考试的内容是写判决书，民事、刑事、行政三个方向题目不同，考试时长两个小时，分为笔试和面试，满分一百。魏巍认为，对于一线审判经验丰富的法官来说，考试不难，她还获得了全院民事方向第一名的好成绩。
随着法官员额制改革开始在全国推开，深圳60%-65%的入额比例得以调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首批法官入额工作方案》，各法院法官员额应当控制在中央政法专项编制的39%以下。
员额制推开后，法官的入额程序和标准也更加严格。要想成为广东法院系统的一名员额法官，要先后经过考试、考核、广东省法官遴选委员会专业评审等选拔程序，并参考审判绩效、专业学历、工作经历等等因素。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经过员额制改革，全国法官的总人数由改革前的21万余人，下降到12万余人。
法官助理孙浩是福田法院第三批入额的43人之一。一个月前，他通过了广东省入额考试、法院内部的面试。再过一段时间，他将成为一名新任法官。“够资格考的大概占法官助理的50%。考完后能通过的，大概又占考试人数的50%。”孙浩说。
让年轻法官底气更足
法官与行政序列脱钩后，去除审判权的行政化色彩是另一个重要任务。如何才能打破法院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尴尬局面，真正做到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
2012年，福田法院开始尝试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其中重要一点便是建立审判长负责制。
“实行审判长负责制后，裁判文书谁主审谁签发，不需要没有参与庭审的庭长、院长等领导审批。”福田法院副院长丁健说，现在，基本所有案件都由员额法官负责，确保审、判合一。
据丁健介绍，福田当时共有105名法官，每3名法官组成一个审判团队，共组成团队35个。每个团队中的审判长拥有案件分配权、人员调度管理权、裁判文书签发权等多方面职权，对案件结果把关、负责。
魏巍是35个审判长之一。当年，她在尚属年轻的知识产权庭任庭长，案件数量从2008年的370件增长到2010年的超过1000件，案件情况也日益复杂。
改革之初的一两年，吃饭时、休息时，常有年轻法官跑过来，围着魏巍咨询案情。魏巍会帮着年轻人分析事实、法律适用等问题，对一些敏感的、复杂的案件，还会用铅笔在裁判文书上轻轻圈出修改意见。“这样的敏感复杂案件，大概占到30%。”魏巍说，不少庭长会像自己一样，多少为年轻人的裁判文书操些心。
随着改革进一步推进，魏巍不再提出修改意见。锻炼中，年轻的法官们也逐步成长。
为了应对真正的疑难案件，2012年6月，福田法院开始建立专业法官会议制度。与过去的审委会会议不同，专业法官会议由审判庭的全体法官及法官助理组成，大家坐在一起针对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并提出意见或解决建议，供主审法官或合议庭参考。
“过去审委会的意见是决定性的。现在，法官对专业法官会议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更多的是行使咨询职能。”丁健说。
在以往改革的基础上，福田法院还对案件进行了繁简分流，对符合简易诉讼程序标准的案件快审快执。据福田法院研究室负责人徐骏介绍，该院现有的41个审判执行团队中，速裁快审快执团队共有11个。
福田法院的多方尝试，大大提升了审判效率。该院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院受理案件36739件，结案35285件。到了2017年，全院受理案件已增加到111942件，结案92244件。
“在司法中，以行政化的层层审批的方式对案件作出判断，违背了亲历性原则。”丁健说，只有法官亲自审案，才能对案件情况产生“内心确信”，才能让法官通过判决更好地定分止争。
改革亲历
伍建卿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速裁庭副庭长
我是2004年毕业后进入福田法院的，一直在行政庭。2012年的时候经历审判长负责制改革，两年后，我从一个审判员被提升为审判团队的审判长。2018年，福田法院成立速裁庭，我就正式进入速裁庭，也成长为速裁庭副庭长。
2016年，福田法院申请入额法官129名，实际入额112名。我也是那112名入额法官之一。当时，法官入额需要经过考试、考核、广东省法官遴选委员会专业评审等严格程序选拔产生。作为一名有多年一线审判经验的法官来说，这些对于我都不算难。在通知我正式入额后，也最终迎来了首批入额法官的宣誓仪式。
法院对这次仪式的重视让我印象很深。提前一晚，院里就发给我们一个文件夹，里面夹着一张红色的A4纸，上面印有第二天在仪式上要宣誓的誓词，作为法官，我们其实平常不太看重形式化的东西。比如当年我被提升为审判员的时候，只是在当晚，收到一个通知，告知我成为“审判员”了。然后第二天，我在法庭上就座的位子也改变了，也有工作人员开始转案卷给我了。
那是2016年9月27日。我提早起来，特意整理了发型，还画了淡妆。要知道，在平常开庭前，我们可是没时间化淡妆的，因为太忙了。在正式进行入额仪式前，院里统一安排我们拍摄一张蓝底的入额照片。为了更加上相，我们还特意在法袍的里面穿上制服衬衫。在平常，基本上是没时间注意这些的。
当日上午10时，福田法院首批中央员额制法官入额宣誓仪式正式开始。我们首批入额的112名法官聚集在福田法院主楼前，在陈新哲院长的带领下，面向国旗，进行了宣誓。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
誓词让大家自然而然融入了那个庄严的氛围，每个人的表情都很严肃。我们这么多法官，其实很少有时间能这样聚集在一起的。“法律理想”这个词，大家基本上都放在心里，不会放在口头。但通过誓词，那一刻我能真切地感受到。
那一瞬间让我觉得，人生还是需要一些有仪式感的时刻的。员额制入额仪式，让我感受到成为一名员额法官的威严与责任。多年繁重工作中，已经被深藏起来的法学毕业生的“梦想”，似乎又被唤醒了。
改革辞典
法官薪级套转表
2014年，深圳全市推行法官职业化改革后，法官们收到了一张法官薪级套转表。表格列明了改革后各自的法官等级、薪级计算方式和套转结果。已评定法官等级的，按照规定进行套转；已任命为法官但未评定法官等级的，根据相关规定评定其法官等级，再按规定进行套转。
实施套转时，现任职司法行政岗位的法官须做出继续担任法官，或转任去司法行政岗位的选择。
新京报记者刘壹昭广东深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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