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作家如何谈旅行——穿越文字,思想远行
古代,旅行不易,但中国的文学家、历史学家、诗人都是“行万里路”的实践者；在文学大众化的当代,旅行被赋予了更深的含义:思想的远行。在不久前闭幕的上海书展上,首届大方文学节以“旅行与叙事:我的文学漫游记”为主题,多位海内外文学创作者从自己的旅行故事启程,搭乘着文学这艘“飞船”,进行了一次次思想上的遨游,探索作为个体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深度与广度。李敬泽认为“远行”和“归来”,一直是文学的基本主题,在如今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依然如此；李陀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谈论了旅行和写作的关系；瑞典作家皮特·恩格伦则更在意超越个体限制、参与到他人生活里的终极意义上的旅行。
真正的旅行者要面对危险与未知
□李敬泽(作家、文学批评家,中国作协副主席)
据说我们所有人的祖先决定从树上下来开始旅行,这些老祖宗们是最伟大的旅行家,那个时候他们手里没有地图,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但是他们被体内的某种激情支配着走到了世界各地,并且在走的过程中他们创造了自己,他们成为人,而且他们成为各种不同的人。走到亚洲的获得了黑头发,走到北欧的获得了金色的头发。旅行创造了人。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远行”和“归来”是文学的基本主题,或者说“向远方而去”和“从远方回来”是文学的基本主题。
旅行应许着自由,同时自由中包含着巨大的风险和困难。当我们决定旅行的时候,人是把自己放进了一个未完成向着某种目的或者暧昧不清的某种目的和愿望前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创造自己,我们发现自己,同时我们也会迷失,也会被过程中的种种困难、种种考验所击败。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人类最早最伟大的旅行文学之一《奥德赛》里有非常好的隐喻,在旅途中我们会碰到水妖塞壬,它能发出美妙的歌声,它也能把我们吃掉。
不仅是《奥德赛》,《唐·吉诃德》《西游记》等小说里都是在应许自由的同时,见证着在经历自由时心中的虚妄和软弱,我们的痛苦和迷失。在这个意义上说,旅行的意义几乎就是人之为人的意义,是永恒的。
19世纪的欧美文学在我看来基本上就是旅行者的文学,是各种意义上的旅行。在这样的文学中我们能够看到世界急剧地扩张,而人在急剧扩张的世界里如何面对自己,如何在勘探世界的同时不断地勘探自己。这样的文学在21世纪的中国正在被重复着。中国正如19世纪的欧洲一样同样面临着急剧扩张的世界图景,中国人走向了全世界,深度卷入了世界各国的生活。
中国文学有游记的传统,我不认为游记里游山玩水的人是旅行者,因为他只是在他熟悉的世界里感受着他所熟悉的世界,而真正的旅行者要面对巨大危险的未知。中国的历史传统中真正旅行者为数其实并不多,法显—玄奘—黄遵宪—郭嵩焘这样的旅行书写者在中国历史和文学中是真实同时又是偏僻的脉络。我愿意成为这样的旅行者,我愿意把我的名字偷偷地放在法显—玄奘—郭嵩焘—黄遵宪稀少而伟大的序列里做卑微的“脚注”。
思想的旅行是时代写作的最高境界
□李陀(作家、文学批评家、编剧)
我从事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已经五十年了。在前四十年,文学和写作的意义,对于我来说是清楚的,虽然一路上磕磕绊绊,有过失望和迷惘,可是没有觉得自己糊涂过；最近十几年不一样了,我觉得自己开始有些糊涂,因为对于我,文学和写作的意义成了问题,而这问题,又是从更大的问题派生出来的。那么,这更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消费主义对社会生活的统治,包括对文化生活的统治——我所关心的,是消费主义和文学的关系。我认为正是消费主义在20世纪的特殊发展,使文学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改变是明显的,我想举出这些改变中我最重视的两类。
第一类,我认为是消费主义型的写作。作家把小说当做商品,写出来卖钱,自觉为某种精神消费写作,也不是新鲜事,两百多年间一直存在。但是,在“文学工业”时代,这种消费主义型写作具有了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规模,尤其在当代中国,不过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其规模已经大到可以由这个工业来定义什么是好的写作,什么是好的文学。
那么,有没有不同于消费型写作,甚至能够和这类写作相抗衡的另一种写作?我觉得有,那就是我想提出的第二类写作——自我认知型的写作。由于生活于二十一世纪的几代青年人,都不得不面对个人生存和社会变化之间的严重矛盾,孤独问题、成长问题、价值选择问题,都不能不和自我相关,很自然的,“自我”在文学写作中,或隐或现成为了一个深藏在作品深层的内核。几代青年人都试图通过文学来解决自我认知问题,这类写作虽然远没有消费主义型写作那样的规模和声势,但仍然是目前文学地图里最值得关注的一个写作潮流。
在当前的文学风景里,还有没有别的风景?当然有。不过,就影响而论,我觉得以上这两类文学现象是最值得注意,也是我所不赞成的。
我们的作家如果真的热爱文学、尊重文学,那就需要注意思想的旅行。什么是思想的旅行?我以为,这首先要对文学工业有所警惕,对自我的迷恋有所警惕,要思想解放,要更自由的思想,对文学应该有更大的追求。
最近这些年,我常常琢磨,到底什么是文学的最高境界?为此我回过头重新检视文学史,特别是反复阅读了曹雪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我的心得是:文学是各种各样的,好的文学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是文学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文学其实是一种思想形式。也许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认同曹雪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三个作家的思想,但是,就他们对自己的时代所做的思考而言,他们都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们为自己的时代最困难、最困惑的很多大问题,都尽己所能,贡献了自己的思想,这些思想激励了鼓舞了千千万万人,直到今天。
乘上历史的时光机
□皮特·恩格伦(瑞典作家、历史学家,瑞典学院常任秘书)
旅行,你不必真正亲身赶到哪里去。关于并不奔波的旅行作家,是法国贵族、军人萨米耶·德·梅斯特。他生于1763年,1794年出版了一本书,叫作《在自己房间里的旅行》。他就在自己的卧室里面踱步,日复一日,细致入微地描绘、讨论他看到的物件:铺了两张床垫的床,扶手椅,墙上刻的字,等等。他让自己的思绪游荡,思考生命、死亡和爱,思考过去的经历和未来的期望。
我是一个历史学家,不难从萨米耶·德·梅斯特身上看到我自己的影子:囿于自己房间的限制,又超越边界,一次次在时间中旅行。或者至少,是在时间中寻路。梅斯特实际上就是被困住了,他因为得罪了当局,被软禁在意大利都灵的家中。你感觉被关了禁闭,因为你只能待在你的房间里,你的桌前,你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任何事,从来没有亲口与你笔下的人物对话。做一个历史学家,你注定总是迟了一两个世纪才到达现场。
冲出禁闭的渴望,去亲自见证的渴望,促使我去世界各地游历,偶尔做一下战地记者。上世纪90年代我去过巴尔干和阿富汗,2005年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我也在伊拉克。我还能有什么怨言呢?是的,我确实亲眼看到了,但是我到了比如喀布尔或者巴格达,我发现了一个很多人早已经历过的困境:置身于历史事件当中,并不能保证你能够理解它们。你被困在混乱、嘈杂的现实当中,有可能地球另一端的编辑部都比你更明白发生了什么——所以历史学家就是这么矛盾,他们常常比当事人更理解发生的事。距离常常是构成理解的要素,但距离的代价,就是你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亲身经验。
有人说,旅行者有两种,一种是靠地图旅行的人,另一种是靠罗盘旅行的人。两种工具对文学漫游者来说当然都有用,但是如果二者择一,我会选择罗盘。罗盘从不说谎。地图只不过是大地的画像,不能把它错当作大地本身,它代替不了真实的土地。有时你必须从那间禁室中走出,行走在真实的世界中,因为旅行意味着将某些事物置于险境,将你个人的幻想置于险境——你关于某个地方、某种理念或者关于自己的幻想。旅行总是某种追寻。
人类的很多最古老、最基础的叙事常常有旅行的情节,这看来也是情理使然的事。人,身为个体生活在种种限制之中,单薄地存在于此时此地。旅行在终极意义上,是对个体限制的超越,参与到无数的他人的生活里。这不在乎我们的旅行是游走在脚下这个世界,还是独自待在房间里,让自由、开放的头脑穿过想象力的虫洞,乘着我们称之为“历史”的时光机。
本报记者曲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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