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宗教的肉搏史 在反智时代谈信仰(2)
《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一书的作者苏珊·雅各比
伍迪·艾伦的电影《安妮霍尔》之中喋喋不休的知识分子形象深入人心。
1904年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颁布的全国普遍性学制，它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基础。
（上接B02版）
在特朗普时代，反智主义的反扑？
苏珊·雅各比是当今美国颇有影响力的无神论者。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在她心中，唯有那段几十年的历史才算是她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世俗主义成为自由思想者的标志。他们不向圣经圣典索求答案，而诉诸于个人的探索与创造。他们向宗教教义开火，就难道能够说，离开了教义指导的俗世生活就一定滑向罪恶的深渊？
其实，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也就在美国，还发生过三次所谓的大觉醒（GreatAwakening）。而这段时间多与雅各比心中的黄金时代相重叠。大觉醒事件要求世人重新认识到耶稣基督的价值，要重振信仰世界的大好河山，当然，也要解放那些受困在理性、自由牢笼中的无辜之人，让他们重归到纯美的信仰世界。
这些运动中的信奉者当然就成为了《理性时代》的批判者。而他们和他们的后来者无疑又成为了理查德·霍夫斯塔特、苏珊·雅各比笔下的反智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
霍夫斯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出版于1963年的作品，获得了普利策图书奖。在他看来，在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以前，来到北美这片土地的不同移民群体，也正隶属于不同的基督教信仰组织。他们的到来，天然地怀着各自的宗教热情与理想。他们朴实而又坚定，在各自的教义中寻求确然无疑的答案。理性的精神却让人自身好奇地打量世界，没有边界，更没有禁忌。
在霍夫斯塔特看来，狭隘的宗教视野束缚了人对现实世界的想象和尊重。他也感叹，对于以理性为基本工具的知识分子，竟然常受到公开的嘲笑。英文单词egghead，可译作光头（如鸡蛋一样光润），也可译为书呆子。上世纪50年代，副总统竞选人尼克松面对民主党总统提名人阿德莱·史蒂文森，竟然公开称对方为egghead，以这种玩笑的方式，达到攻击的目的。史蒂文森，博学文雅，对于具体问题，也不轻下判断，却在两次总统选举中败选。这时，五十多岁的他已经谢顶，头型如egg，本身就有几多无奈。这样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似乎意味着他们不知情趣，欲望寡淡，更与大众隔膜。尼克松这样讥讽对方，向大众表现出了自己亲切可人的一面。他内心明白，抛出这类反精英的话语，能为自己赢得更多机遇。
在那个“理性时代”里，知识精英的挑战也会招致厄运。但到了大众传媒的时代，他们即便不再如潘恩那样咄咄逼人，表现得冷静温和，也像一种奇异的人类物种，在大众的头脑中凝结为一种刻板印象。这样的人物，你就能在伍迪·艾伦的电影里找寻到。
在霍夫斯塔特的著作出版四十多年后，雅各比出版了《反智时代》（TheAgeofAmeicanUnreason)一书，正是要向霍夫斯塔特致敬。从英文书名来看，这本书更是要与潘恩的《理性时代》相呼应。这本书最初出版于2008年，整整十年之后，又有升级版。对比两个版本可知，新版增加不少内容，而这些新增文字主要关于新晋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这也意味着，在雅各比心中，十年以来，美国的反智不但没有出现消退的迹象，还反有愈加猛烈的趋势。
在阅读这本著作之前，我倒注意到特朗普的一些有趣事例。据报道，如今，特朗普与他所信任的内阁成员们每周必有一次专门聚会，团团围住，一块儿研讨《圣经》。而这项“伟业”离不开的人是拉斐尔·罗德林格——他该算作是读经班的重要组织者。拉斐尔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身体健硕，运动天赋异于常人，他从学校的篮球明星，渐渐成长为NBA球星。但他识得局势变迁，三十来岁便已从运动战场上撤离。尔后他取得神学硕士学位，弘教的事业又逐步成熟。2000年，他在国会山成立一所弘法机构，专门吸引政坛要人，反过来，要人们也借用他的道场表现一番菩萨心肠。
而在2016年，共和党仿佛已嗅到了春天，其成员展开讨论，盼望公立学校里能开设《圣经》课程。也有人把这事跟建国者联系起来，他们声称，1789年，美国第一国会呼吁向所有儿童发送《圣经》。他们好像要掀起一场新时代的大觉醒运动。
在这个率先推出政教分离的国家，其领导人竟也盼着对学生进行道德教化。更为可怕的是，这样的宗教教育极为容易地让学生疏远于现代知识。
在《反智时代》这本书里面，雅各比为此提供了太多的实例。21世纪初，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希望，在公立学校里，学生需要同时学习进化论和创世论，不能忽视《创世纪》的信条。在全美国，只有48%的人接受各种形式的进化论，还有差不多一半人口坚持认为，从宇宙诞生以来，人类便已存在。而眼下的多数基要主义者坚信，《圣经》所记载的不会是传说故事，是真实的人类历史。
在大洋彼岸，近代中国的反智传统？
差不多就在雅各比心中的黄金年代，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好些渴望救治这个衰亡帝国的士人，却把药方放在了宗教。从1843年以来，中国沿海、内地的更多城市渐渐对外开放，外国传教士传教活动也有了更多可能。他们虽然也带来了不少理性时代的果实，但他们多半不会将进化论这样的学说向中国人宣讲。面对从外而来的传教士，中国的不少底层民众视他们为敌，屠杀传教士的悲剧也时有发生。在士人阶层中，多数人虽然不主张直接的武力屠杀，但也注意到了宗教的威力。一些激进分子就此希望创立属于中国的宗教。
晚清的孔教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身为晚清重臣的张之洞对于基督教传播有着微妙的态度。他告诫国人不能攻击基督教，当下的局面应该更为开放，容纳不同宗教在中国传播。当然，不必攻击“异教”，但仍需要“保教”，应该将孔子的宗教家角色进一步凸现出来。这一点，他与康有为这样提倡创立孔教的激进人士并无多大差别。他在《劝学篇》当中就说：“吾闻欲救今日之世变者，其说有三：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夫三事一贯而已矣。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报国。”而“保教”就是要维持国家宗教的无上地位。
张之洞在晚清教育改革当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在1898作《劝学篇》。他说：“外国各学堂每日必诵耶稣经，示宗教也。”
他与刘坤一1900年联手而作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说：“而学校之制，惟德最详。日本兴最骤，而学校之数，在东方之国为最多。兴学之功，此其明证。”对于日本这样的近邻，国力大增，已经是共同见证的事实。而在教育方面，日本的教育体制也大可借鉴。张之洞就指出：“无论大小学堂，皆有讲国教一门，皆有学兵队之操场。日本之教科，名曰伦理科。所讲皆人伦道德之事。其大义皆本五经四书，普通学毕业后，发给凭照，升入高等学堂，习专门之学。”张之洞后来在《奏定学堂章程》当中就明确把经学与修身两门课程规定为各级学堂必须拥有的科目，而这两门科目也正体现了他所强调的“国教”。按照张之洞的理解，国外的教育之所以进步，关键还在于它们在教育中贯彻了国家宗教的教育。中国没有基督宗教的传统，但也可以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正统儒家思想转化为一种新宗教——可以与其他国家宗教相并立，相抗衡。
《奏定学堂章程》正为癸卯学制改革的基本宣言书。这次学制的变更，要推翻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盼着让中国的教育与世界现代化的潮流相接轨。但是，像张之洞这样的教育改革者，应该受到过像日本《教育敕语》的影响，却不曾知道，就在18世纪末，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已经出现，“国教”已无法在这片土地找到实现的可能，宗教教育也不可能在公立学校中有一席之地，宗教一元思想也不能用以限制教师与学生的创造。今天的共和党人若想在公立学校中推广《圣经》的教学，也不得不强调这属于历史文化的博雅教育。
张之洞也不会理解，在“国教”的掩护下，现代知识也会在这里遭受重创。一种代表“国教”的声音，能轻松地实现反智的结局。也就在1898年，湖南长沙的一位年轻人，作了一首七言诗，其中有一句是“地球本是浑圆物”。当地乡绅叶德辉立马对此开火，把这首诗中的内容看成是异端邪说。在老祖宗的经书里，明明说“天圆地方”，哪来的地球一说！好在这位年轻人的父亲也及时给叶德辉回信，盼望得到长者的宽宥。而在1327年，梅塞尔·弗朗西斯科撰写了一部《圆形球体》文集。第二年，这本书因为宣传了地球的学说，被教会宣布为异端邪说，遭到查禁、销毁。而弗朗西斯科被活活地烧死在了十字架上。
这件事被认为是西方历史上不能忘却的反智事件。如果不承认理性的力量和合法性，这样的悲剧会轮回上演吗？
撰文/向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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