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在巴黎：哪里都不是他的家

西安晚报 2018-08-04 04:24 大字

◎张佳玮

巴黎右岸第十区，有一条阿尔贝·加缪路，长83米，宽14米，近圣路易斯医院，去巴黎北站和东站都方便。当然这路实际上只是背负加缪之名，聊表纪念：建于1978年，命名在1984年。那时距离加缪1957年得诺贝尔文学奖，距离加缪1960年逝世，已经隔了个时代了。

多少非法国人，死都要葬在巴黎，比如肖邦，比如王尔德；而加缪的墓，不在巴黎。他葬在里昂附近小镇维勒布勒万——1960年1月4日，他出车祸的地方。2009年，萨科齐曾想把加缪的墓移至巴黎，加缪的儿子拒绝了。稍微了解加缪的人都明白，也许这更符合他的性格。比起被供入历史，和雨果、大仲马们享受伟人待遇，在一个边陲小镇静谧生活也许更适合他。

但加缪不是总跟巴黎无缘。实际上，他也许是20世纪诸位大师里，对巴黎最熟的一个。1940年3月16日，周六，加缪来到巴黎。时年26岁半，带着肺病的后遗症。距离他进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已有七年，距离他大学毕业、写出《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思想》也有四年。

加缪生在阿尔及利亚，一岁时父亲就去世，他名义上是法国人，但阿尔及利亚是悬在法国本土之外的殖民地，他有点像是个失去故乡的男人。刚到巴黎时，他已经结束了在阿尔及利亚的一段婚姻，正是孤身一人。他是《阿尔及尔共和报》的记者，在《巴黎晚报》找了个活干。他勤奋工作，工作完了之后，便开始自己的写作。同僚很少注意到这个讲话带殖民地口音、除了讨论戏剧之外几乎不激动的青年，也不会知道，他正在写一部怪异的、会被写入文学史的、以描写人类与周遭世界的疏离、人类的孤独和彼此交流为主题的小说——《局外人》。

实际上，写作《局外人》时，加缪也自觉是个局外人。他一辈子热爱地中海式生活，但他必须在巴黎，在十八区蒙马特的拉韦尼昂路上那家普瓦立叶旅馆住着，写着，过着欧洲大陆式生活。1940年6月，他搬去了六区圣日耳曼大道的麦迪逊酒店，面临着教堂。在那里，走几步就能左看先贤祠、右望巴黎圣母院。这年稍晚，他娶了弗朗西尼·弗雷，一个弹钢琴的数学老师。

“二战”爆发，战争之初，加缪站在和平主义者立场，他不喜欢争端。但在1941年12月15日，著名记者加布里埃尔·佩里被处决后，加缪愤怒了，他加入了对抗纳粹德国的组织，搬去波尔多。1942年，他搬回了阿尔及利亚。

他再次跟巴黎搭上关系，是1943年的事了。1943年6月，加缪认识了让·保罗·萨特。两个日后会在诺贝尔史上留名的巨人，在萨特著名的《苍蝇》首演式上相识。因为萨特之故，加缪决定加入抵抗组织。他负责编辑地下报纸《战斗》，因为前一任编辑罗伯特·昂泰尔姆被捕了（你可能知道，这位昂泰尔姆先生就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丈夫），于是，在巴黎六区的圣贝诺阿大街5号，加缪参与编辑工作，偶尔还站岗放哨：看见纳粹逼近，就招呼走人。1945年8月6日，巴黎解放，他是当场见证者和报道者之一。他也是第一批报道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法国记者。总而言之，他成了个地道的英雄。

英雄也得在巴黎找地方住。1943年稍晚，为了工作方便，加缪在七区的椅路22号墨丘利旅馆租了个房间。也就是这年秋天，他跟朋友开玩笑说自己也许不适合婚姻。1944年，他住到了安德烈·纪德隔壁。他在这些旅馆房间里写小说，他的日程表总是随着搬家变动。加缪在巴黎的宿命，一如他的人生和小说：哪里都不是他的家。哪怕他的妻子弗朗西尼都为他生了让和凯瑟琳这两个孩子，他还是得到处搬：1946年，他搬到五区的赛圭尔路18号。又四年后，1950年，他搬到了六区的女士街。

虽然四处流浪，但1943年之后，他的生活轨迹已经定下来了。他总在圣日耳曼大道附近转悠，里皮饭店是他的长期食堂，花神咖啡馆他也去。他在这些地方跟保罗·萨特会面，或是给勒内·夏尔写信。他和勒内·夏尔也常会面，通常在六区的塞纳路。1947年之后，随着《鼠疫》的大畅销，加缪被加利马尔出版集团雇为高级编辑，在七区的塞巴斯蒂安·波丁路5号有了个办公室。

然而他的疏离本性，并未因之改变。他身在巴黎，但他是阿尔及利亚人。当这两股力量撕扯他时，他感受到痛苦。在那些错综复杂的岁月里，他生命中唯一的慰藉是戏剧。1936年他大学毕业时，他在阿尔及尔发现了工人剧场，从此沉迷其中。他是个戏剧全把式：导演、编剧和幕后协调皆能胜任。

在巴黎，他去十七区，基本是为了去赫贝多剧院；他也去八区，为了去马图然剧院。一些人相信，就是因为对戏剧的热爱，导致了他与那些戏剧女演员的绯闻，比如，有着西班牙血统的名演员玛利亚·卡萨雷斯。1956年，他在马图然剧院排演了福克纳的《修女的安魂曲》，在十区的安托瓦内剧院，他排演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一年之后，他加入了这些经典作家的名列之中，44岁，他成了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但他的梦想却还在剧院，他希望成立一个“新剧院”，承载他对戏剧的一切想象。但这个梦想在1960年1月4日被断送。法国最冷的季节，他打算从维勒布勒万回巴黎。他口袋里有一张火车票，他本打算跟妻子弗朗西尼以及孩子们，一起坐火车回家，但是加利马尔出版集团的米凯尔-加利马尔，他的出版编辑，他一路走来的好朋友，邀请他一起坐车回巴黎，结果他们在一场车祸中不幸遇难。很讽刺，加缪非常讨厌车祸，他说过：“再没什么比死在路上更蠢的了。”

这个故事的结局很像个寓言：如果加缪命中注定要客死，也许他不该死在阿尔及利亚或法国，不该死在他任何一个家里。他漂泊无定，也许就该死在路上。

“我一直觉得我像海上的飘零者，即便身处最大的幸福中，也不免危险。”这是多年之前，他写在笔记上的一句话。这像是他提前给自己人生这幕戏剧写下的预言，虽然他自己一定讨厌这种俗套的陈述方式。巴黎只是有幸记录过他的诸多住处，而他不必葬在巴黎成为那里传说的一部分。他本身习惯四海为家，飞蓬流转，所以葬在哪里，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摘自《世界上美味的事太多》，张佳玮/著，重庆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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