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人类历史的一百天
《最后一百天:希特勒第三帝国覆亡记》[美]约翰·托兰著刘永刚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8年,约翰·托兰(中)与妻子寿子、女儿民子。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恐怕难得有一百天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最后一百天那样,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美国历史学家、作家约翰·托兰的代表作《最后一百天:希特勒第三帝国覆亡记》以纪实的手法详细记录了希特勒最后一百天的活动,以及二战最后一百天欧洲战场一幅幅惊心动魄的场面,揭开了希特勒第三帝国毁灭的秘密。这本书自1965年出版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关于二战历史的经典作品之一,其中文版最近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再版发行。
□童潇骁
因讲述希特勒的故事
被学界同人当成“纳粹”
1990年10月,约翰·托兰在参加一次会议时发表了题为“活的历史”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回忆了自己曾经因为著作《日本帝国的衰亡》去康涅狄格州领奖。当晚请来的主要演讲者是在美国历史学界独树一帜的巴巴拉·塔奇曼。她注意到托兰的日本妻子寿子,便走过来对托兰说:“我看你已经被日本化了。”托兰半开玩笑地回答:“早该如此了。”接着,塔奇曼问托兰为什么一直在写有关希特勒的种种。托兰解释道:“我认为希特勒是我们这个世纪(20世纪)最重要的推动者与搅动者,他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人生。我只是在尝试客观地讲述一个关于希特勒的故事。”塔奇曼随即表示在历史写作中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客观,托兰则揶揄地回了一句:“巴巴拉,你说的是你自己吧。”
托兰对包括巴巴拉·塔奇曼在内的美国历史学界同人认为自己是一个“纳粹”而耿耿于怀:“我真的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认为我是一个纳粹,难道仅仅是因为一些重要的纳粹人士来我家拜访我吗?”
其实,托兰只是将塔奇曼人云亦云的评价当成了一种“污名化”,而忽视了她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历史写作问题,即当你如此深入地进入历史现场,以至于都被别人当成了“纳粹”,你所谓的“客观性”是否存在。塔奇曼显然持否定态度,托兰没有正面回应这个问题,但从他最后的“反唇相讥”中,仍然能一窥他对客观性的坚持。正是受到这种客观性的引导,托兰才走上了书写“活的历史”的道路。
受过良好戏剧训练的托兰给“活的历史”下了定义:“我将自己面对的每一段历史都看作一出戏剧,并努力让所有的角色自由行动,不受自己结论的影响。我仅仅只是观察他们,并试图从这出戏剧中找出一些意义。我不属于任何一方,对所有国家的人都一视同仁。我尝试弄清楚那些亲历者的动机,而不会考虑他们的官衔与地位。”托兰将历史等同于戏剧就明确了自己从客观的角度看待历史的位置。
托兰虽然毫不隐晦自己对德国纳粹犯下的罪行的憎恶,但在采访中,他绝不会因为自己的先入之见而放弃对前纳粹分子,甚至是那些在战争结束多年后仍然信奉纳粹主义的人的采访,也不会根据刻板印象盲目地脸谱化。托兰采访过曾任纳粹德国第五集团军司令、参加过阿登战役的哈索-埃卡德·冯·曼陀菲尔将军与曾经率领一支德国突击队去意大利营救墨索里尼的奥托·斯科尔兹内上校。前者成了他接触前德国国防军人员的介绍人,后者则成为他了解前纳粹党卫军成员的窗口。从这些坦诚的纳粹信徒那里,托兰得到了很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得以更为全面地了解历史事件与那些影响深远的决策背后的逻辑,同时,更加真实地发现他们身上人性的一面。
有时候这种访谈甚至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为了表现二战中欧洲战场的最后一百天,托兰与妻子寿子花费八九个月的时间游历了整个欧洲,走访了包括“铁幕”后的东欧五国在内的二十一个国家。他们进入东德寻找战争遗迹的时候,曾误入一座坦克训练基地,险些被苏联士兵抓住。在返回西德之后,托兰又因为私自进入东德被CIA盯上,勒令其在首都汇报自己的一举一动。正是通过这样细致深入的收集工作,托兰才能在极为丰富的史料的支持下写出《最后一百天: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覆亡记》。这本书也成为托兰的第一本畅销书。
写作“活的历史”
勾勒历史的真实走向
从书名《最后一百天:希特勒第三帝国覆亡记》来看,这部皇皇六十万言的历史著作似乎是将希特勒第三帝国灭亡的那一刻当成一个时间的终点,讲述了这台人类现代历史上的杀戮机器是如何一步步地接近并最后抵达了那个终点。虽然确实是以凯特尔签署无条件投降文件,邓尼茨写下给全体德军的告别演说作为结尾,但作者约翰·托兰实际上更愿意将二战欧洲战场最后的这三个多月归入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
托兰在前言中写道:“‘欧洲胜利日\’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而在这个新的时代中,存在着极其美好的希望与极其惊人的恐怖。”他清楚地认识到希特勒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独裁权力诱惑的消失,开启的胜利之盒中飞出的也不一定是和平鸽,更可能是潘多拉释放的邪恶。于是,他选择将二战欧洲战场的最后一百天放在显微镜下做一个切片观察。因为战争越接近结束的时候,越能够找到战后塑造的新秩序与各种遗留问题形成的根源所在,也越能够展现在历史舞台上粉墨出演者的各种姿态。但托兰并没有在书中表现出任何主题先行的意图,而是尽可能模拟出当时的环境,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全面勾勒出历史的真实走向。
对于托兰来说,历史写作的客观性除了意味着不局限于从特定阵营的立场出发去展现历史事件之外,还意味着一种打破宏大叙事的平民历史视角。《最后一百天:希特勒第三帝国覆亡记》一开篇并没有写战争的整体局势,也没有写领导人之间的博弈,而是写了斯特拉格·卢夫特第三战俘营的盟军战俘们得到了苏联红军即将到来的消息,纷纷收拾起行李,准备全体转移。一种压抑的兴奋与对未知的迷茫混在一起的奇异情绪弥漫在整个战俘营中。如托兰自己所说,他总与历史人性的一面打交道,这些血肉丰满的人物让宏大的历史不再只是数据的堆砌与教训的演绎,战争的残酷也不再仅仅靠冷冰冰的数字来体现。正是有了他们,历史才是有温度的。
由于读者与所要展现的历史时期距离遥远,所以托兰为了让读者身临其境就必须要营造出一种历史时代感。而这种历史时代感只能通过确凿的细节才能达成。细节虽然本身无法表达什么结论,却能让托兰获得一个坚实的叙事基础。这也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在写每本书的时候,都要亲自找到当年的战场和重要会议的举办地,弄清楚历史人物当时的想法,连当时的衣着与天气情况都不放过。他将从正式文本、速记的记录以及当事人的回忆中搜集而来的碎片串联起来,生动地还原出一个个历史现场。在《最后一百天:希特勒第三帝国覆亡记》关于雅尔塔会议的章节中,托兰甚至将罗斯福在里瓦几亚宫款待斯大林与丘吉尔的晚宴菜谱都列了出来:美国菜与俄国菜的大杂烩。
阅读托兰的历史著作就像读一本优秀的小说。读者仿佛亲自置身于彼时彼地,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惟妙惟肖。《最后一百天:希特勒第三帝国覆亡记》描写希特勒自杀的文字既令人心悸,也让人唏嘘:
希特勒坐在桌前。他身后是一副腓特烈大帝的肖像。在他面前的储物柜上,放着一张他母亲年轻时的照片。他把枪管插进嘴里,扣动了扳机。他向前扑去,撞飞了一只花瓶。花瓶击中了爱娃的尸体,然后落到了地毯上。里面的水洒了出来,淋湿了爱娃的裙角。
在写了七部关于20世纪战争的著作之后,约翰·托兰总结道:“我试图无党无派地走进历史,将书中人物的国籍和意识形态抛在一边。只想通过普通人经历的苦难和巨大的想象力来描述战争的恐怖和对战争的憎恶。通过这种方式,我试图在对真实孜孜不倦的探求中,用一种主观的客观性向读者呈现活的历史、人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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