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告诉未来 □施 展
最近几年，中国兴起了历史热。图书市场上出现了大量从各种视角重写中国史的著作，既有国人的著作，也有译著；既有传统式的史学著述，也有跨学科的历史研究，并且往往都出人意料地大卖。
实际上，历史热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屡见不鲜。
揆诸世界历史，一个迅猛崛起的大国，其崛起本身会造成所处体系的深刻变迁，过去所习惯的参照系不再起作用，基于该参照系所设定的国家目标也会失效；于是，它无法再说清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样，往往会陷入一种深刻的身份焦虑。
它懵懵懂懂地走到了没有路标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在这个路口上，倘若它能够在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中，理解到自我与世界的内在一致性，就能够将其庞大的力量转化为对世界的建设性力量，并真正成就自己的世界历史地位；否则，它将浪费自己所经受的苦难。
当下中国的身份焦虑，同样表达着对新的历史叙事的渴求。简单来说，就是要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上，回答“何谓中国”这一问题。这种新的历史叙事，直观上呈现为对过去的重述，实际上是在勾勒未来的方向；换言之，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是基于对过去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也包括未来学。
一
要构建新的历史叙事，首先需要理解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中国历史最根本的特殊性在哪里呢？
本书认为，它体现在两点上：一是中国是一个轴心文明的载体，一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这两点以一种人们经常意识不到的方式相互发生作用，几乎中国历史的所有运动逻辑，理解当下中国问题的所有切入点，都在里面了。
所谓轴心文明，即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的轴心时代出现的原生性文明。中华文明自然也是其中之一。轴心文明的特征在于绝不自囿于一族一地，而是以天下为思考单位；对应地，轴心文明不会设定自己由某一特定族群担纲，它所关注的是文明本身是否获得普遍传播。轴心文明的这一特征，使得中国的精神结构中天然地有着普遍主义的冲动。在古代，它将自己理解为世界本身；在现代，它只有通过普遍主义才能理解自身与世界的关系。
很多轴心文明在历史进程中都丧失了自己的政治载体，但东亚的轴心文明却一直有中华帝国作为其政治载体，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历史效应。这种差异，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它首先体现在中原地区的庞大人口与财富上，其规模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在第一个千禧年过后，朝廷(中央)能以低成本汲取的资源超过了任何地方性势力的抗拒能力，此后中国再无长时期的分裂现象出现，于是就有了国人经常说的“唯一历史未曾中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
一个庞大政治体的自我维持，与轴心文明的存续，是两个独立的逻辑，并不能相互解释，但是相互有需求。这个文明在其覆盖区域内始终以一个独大强国作为其载体，该强国则始终可以将该文明作为自己的身份识别标志。而没有这种超大规模，独大强国就很难持续存在，若干彼此相持不下的地方强国，便不会以文明作为自己的根本身份标志，以免混同于其他国家。
二
中国轴心文明的担纲者在古代的流转，最终必会落在起自农牧过渡地带的人群身上。只有这个群体同时熟稔农耕与游牧两种体系的秩序奥秘，能够带来超越农牧之上的多元治理，使轴心文明所构想的“天下”，外化为一个现实的帝国秩序。
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呈现为一个多元体系的运动过程。这个体系包含着中原、草原、海洋、西域、高原等几种主要的自然社会经济生态区域，各区域间有着极为深刻的相互依赖、相互塑造的关系，以至于脱离开一方完全解释不了另一方。从商、周之际的封建制度转化为汉、唐之间的豪族社会，再到宋、清之间的古代平民社会，经过几轮的反复演化，这个多元共生体系最终落实为大清帝国，汉满蒙回藏等多元主体都被纳入统一的帝国之中。
然而，新的困境也就此到来。它体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
就物质层面而言，在内部均衡带来的和平红利下，中国人口过度繁衍，劳动力变得廉价，使得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迁无法出现，中国因此无法内生性地发展起工业经济；而不能从农业经济发展到工业经济，便无法吸纳过剩人口。中国于是自我锁死在一种低水平状态上，有学者称之为“内卷化”。中国因此便有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危险，因人口过剩导致流民四起而造成的治乱循环，可能会反复上演，这种循环无法像此前的历史那样，带来社会的结构性演化，而只是无变化的重复。
就精神层面而言，朝廷能够从这个超大规模人口的社会中汲取到如此多的资源，以至于社会已不再拥有对于朝廷的制衡力量，轴心文明对其信徒所承诺的尊严，也将在政治压制下逐渐落空，轴心文明的精神内核有可能逐渐枯萎。
除非有外部资源注入，才可能突破这两重困境。因此，中西之间的相遇便成为中国历史继续发展的一种内在需求，中国在内外压力的综合作用下，加入世界秩序，走上了现代转型的道路。
三
中国的超大规模过剩人口，只有在作为封闭经济体的情况下，才会导向“内卷化”的结果，一旦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反倒会成为竞争优势。但是，想要把这种优势真正释放出来，中国必须先完成政治整合。这同样与中国的超大规模相关。
中小规模的国家，仅仅靠外部世界的经济拉动，便可被整体拉动起来；中国倘若只靠外部拉动，仅会被局部性拉动起来，也就是诸如上海、广州之类的口岸地区。它们和纽约、伦敦的联系，会远远大于它们与几百里之外中国乡村的联系。这是19世纪后期、20世纪前中期的社会现实。它们与那些无法被拉动的庞大乡村，会形成深深的撕裂；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一定会导致剧烈的内在冲突，乃至于内战，从而毁掉局部的发展成果。
要实现政治整合，革命是绕不开的选项；革命的代价巨大，但超大规模国家要实现现代转型，几乎无法避免。这就有了20世纪中国跌宕起伏的革命历程。实现了自我整合的中国，在进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后，其超大规模人口终于焕发出巨大的力量，成就了难以想象的经济奇迹，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经贸结构，影响了全球政治秩序、经济秩序乃至社会秩序。
正是在这个阶段，我们过往的许多精神资源，在解释这种新的格局时失效了；我们过往用来理解自身与世界所依凭的参照系，因中国的崛起而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失效了。因此，重述中国的历史、重构我们的史观便成为一种必须，如此才能让我们获得精神自觉，把握住这一切过程的深刻历史含义，进而构想更加可期的未来。
新的历史叙述，必须能够在空间意义上，发现中原与非中原地区的内在一致性，以及中国与世界的深刻联系；在时间意义上，发现古代历史与近现代历史在精神现象学逻辑上的内在一致性。如此，中华民族的潜力才能真正获得释放，并通往建设性的方向。
现代世界秩序有三大构成要素，分别是海洋秩序、大陆秩序，以及海陆中介/枢纽秩序。中国内在地包含海陆等多种要素，因此得以同时嵌入海洋秩序与大陆秩序之中，作为枢纽，将人类联为一体。这是中国作为世界秩序自变量的真实体现，也是中国作为世界历史民族的责任担当。
笔者与学术小组的诸位同仁共同研究已历八年之久，其间通过激烈的学术争论而发现问题的过程，为了理解问题而进行的各种思想操练，以及因各种机缘而得以参与的实践，令笔者受益极丰。本书便是在这一基础上完成的。
由于所处理问题的复杂性，使得本书的叙述无法在任何单一学科的话语当中完成，必须在地理、历史、哲学、思想、经济、财政、货币、军事、人口、社会、法律、国际政治等各个学科领域的综合下，才能对中国数千年的复杂历史、百年来的成败兴衰，以及这一切与世界的关系，给出统一连贯的解释框架。
笔者深知，本书的写作很可能是一个过于大胆的尝试，因此不敢期待书中建构的历史叙述框架能够说服足够多的人。唯愿其中所论或有些许价值，能够激起一定的讨论，以使我们民族对于自身的历史处境形成更清晰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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