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风的变奏——从心理学气质的角度解析二李的几首诗词
诗人的气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诗人的风格。表现在作品中,或豪迈激越,或激情澎湃,或沉郁顿挫,或含蓄婉约,不一而足。
但诗风与气质之间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诗风还取决于诗人后天的许多因素,如学养、境遇、情感等等。在诗歌史上,具有某一鲜明风格的诗人,有时候,其诗风却呈现出与其常见风格迥然不同的特质,这就是诗风的变奏。
一
现代心理学一般认为,气质是个体不以活动的目的和内容为转移的典型的、稳定的心理活动特征。
中国古代学者就已看到了人与人之间这种气质上的差异。孔子在《论语?子路篇》第十三中把人分成“狂”“狷”“中行”三类。他认为,“狂者进取”,这类人对现实的态度是积极的、进取的,他们“志大言大”,言行比较强烈而现于外；“狷者有所不为”,这类人性格比较拘谨；中行者介于“狂”和“狷”之间,“依平庸而行”。《周易》《尚书》也曾用阴阳五行解释人的气质类型,把人分为太阳、少阳、太阴、少阴、阴阳平衡5种。其中,“阳”是指性格活跃、兴奋；“阴”是冷静和抑制,根据阴阳在个体身上的比例,又可细分为24种气质类型。
马克思曾援引布封的话:“风格即人”。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诗人气质与作品风格关系的论述,屡见不鲜。
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文章以风格为主宰,风格的或清或浊是由人的气质禀赋决定的,不是勉强所能达到的)。”
陆机在《文赋》中也说:“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炫耀辞藻的人,崇尚文词的奢华；重视文章内容的人,着重的是表现内容是否精当；讲究穷形尽相的人,认为在表达的形式上是不受阻碍的；追求文章通达的人,要求文章的内容放旷无束)
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也说:“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人的才华有平凡和杰出之分,气质有刚强和柔弱之别,学识有浅薄及湛深之异,习惯有雅正跟邪僻之差。这些都是由人的情性所决定,并受后天的熏陶而成；这就造成创作领域内千变万化,奇谲如天上流云,诡秘似海上波涛。)”
刘勰还认为:“触类以推,表里必符27。岂非自然之恒资28,才气之大略哉?(由此推论,内在的性格与表达于外的文章是一致的。这不是作者天赋资质和作品中所体现的才气的一般情况吗?)”
最为可贵的是,刘勰认为,一个人的风格不限于一种,而往往有参差错综或前后不同的发展变化,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本文论述的主旨也在于此。
二
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对于气质类型的划分,不是绝对的。绝大多数人,同时具有两种或者多种气质类型,只不过某一种气质类型的特征较为明显而已。
以之为标准,那么,李商隐明显地倾向于粘液质和抑郁质,而李白的胆汁质和多血质的特色则更为显著。
诗人的气质对于其诗歌风格有无影响?
我们先看看李商隐的《安定城楼》: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
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
李商隐的著名研究者、清人朱鹤龄引用前人的话,概括出李诗的特点为:“沉博绝丽”。“绝丽”,在这首诗中表现得并不突出,但是“沉博”却很显著。“沉”,是深沉的沉,说明用意的深微细致；“博”,是“博大”的博,说明文辞的丰富多彩。总的来说,这首诗的确具备了“沉博”的特色。表面看来,诗风平易流畅,但寄托却很幽深,情感波澜显得层层回旋,而又层层深入。
历代诗评家,也都注意到了这首诗的风格,与李商隐一贯的诗风有着明显的区别,甚至认为这首诗十分接近杜甫的风格。
北宋诗评家蔡启认为,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每诵其“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之类,虽老杜无以过也。(《蔡宽夫诗话》)
清代桐城派学者方东树也持同样的观点:此诗脉理清,句格似杜。(《昭昧詹言》)
这绝非偶然。
刘根栓在《浅谈李商隐与杜甫诗风的“神似”》中认为:对现实生活的敏锐把握,抒写对国家世事的忧虑,构成了两人诗歌抒写内容的“神似”；相似的经历、相同的理想、相近的美学思想和深沉的性格特征,以及对杜诗的自觉学习,造成了李诗和杜诗风格的“神似”。
论述李诗与杜诗的“同点”,非本文的主旨。本文的意图,主要在于弄清李商隐的诗,为何会与李白之诗,偶然间有了“同点”。
李商隐的诗风,明显地具有朦胧晦涩,低回婉转,欲说还朽,欲罢不能的特色,这与粘液质和抑郁质的人非常切近。
而李白的诗风,总体上则有直抒胸臆,不加遮拦,得意时义气干云,失意时低落消沉的特点,这与胆汁质和多血质的人的气质特征非常吻合。
人的气质具有典型性、稳定性,但也不是绝对的。表现在诗风上,也具有相对稳定的典型特征,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由于偶然因素的激发,或者境遇和个人遭际的重大变化,诗风会呈现出与其平素风格迥然不同的异样特征,这就是诗风的变奏。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无疑,这两句诗,是全诗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名句,是全诗的诗眼,抒露了诗人的志趣和抱负。诗人的遭遇虽然困顿,可是他的凌云之志,未稍减损。江湖、扁舟乃使用春秋时代范蠡的典故；范蠡佐越王勾践,“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见《史记?货殖列传》)。意谓,自己早有归隐江湖之志,但等回天撼地之日,旋乾转坤之时,头飘白发,身入扁舟。永忆江湖,即怀淡于名利之心；欲回天地,即抱建立功业之志。
如果预先不知道它的作者,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李白的作品。
因为李白就写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十一首》)的诗篇,显得何等地意气风发；但是,当他遭遇挫折时,也写有“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的诗句,心情低落到了极点!
这种大起大落,“清兴忽来诗能下酒,豪情一往剑可赠人”的做派,明显地属于李白!
但是,这首诗,其作者却是李商隐,这种感情跨度极大的诗风,怎么也和李商隐缠绵悱恻、凄楚哀怨的特征大相径庭。
其实,李商隐与李白,在人生的遭际上,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诗风,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达到“共鸣”的原因。
李白自幼博观奇书,熟谙百家,形成了复杂的思想性格。他一方面有儒家的用世思想,希望“济苍生”“安社稷”,另一方面又视富贵如浮云,粪土王侯,隐逸求仙。他一生怀着崇高的理想,但始终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只好把抑郁之情寄之于酒,将激情倾注于诗。
李商隐少小敏惠,聪慧沉静,耿介不凡。家庭累代孤寡,门庭衰弱。年纪稍大,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先后投身令狐楚、王茂元。成名后,他在党争的棋局里被压抑、被牺牲。漂泊天涯,多少雄心壮志被扭曲消磨,深沉的性格逐渐定型并得到发展。唯其聪慧敏感才能体物入微；唯其深沉耿介,才能在浩叹中渗透着不屈之志。
但是,李商隐和李白,毕竟是气质差异较大的两种类型的诗人,投射在诗风上,则具有各自鲜明的个性和特征,但也不排除在个别情况下,李商隐的诗风与李白的诗风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某种契合!这种诗风的“变奏”,同样也表现在李白的诗风上!
三
再来看那首传说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
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
这首词在词史上可谓声名赫赫,乃因为它在艺术上的杰出。它所产生的时代,正好是文学史上词刚开始的时期。从古至今,许多人都对它赞誉备至,推崇已极。
王国维《人间词话》称赞它:“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
吴梅《词学通论》称赞它“实冠古今”。
周汝昌称赞它说:“真是一个绝大的文学奇迹。”
自宋人把它归为李白所作,此后便聚讼纷纭。其实,诗史上早就有许多托名为李白的诗作,这首词只能算其中之一。
俞平伯等人认为,它多数是唐末至五代时期的作品。它和另外一首传为李白所作的《菩萨蛮》词,都一样能让我们想到刘勰《文心雕龙》评述汉末建安时期文学作品的话,“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孤意深情——乐游原上的三首晚唐诗词杰作》,作者佚名)
总之,它们都应该是衰乱之世里的作品。
就艺术而言,这首词堪称这一时期词这一艺术形式的巅峰之作,可以说把这一时期的词的这种形式,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正如周汝昌所言,“此词句句自然,而字字锤炼”,“抑扬顿挫,法度森然,无一字荒率空浮,无一处逞才使气”。
周汝昌先生论述此词下阙时说:
……音尘已绝,早即知之,非独一日一时也,而年年柳色,夜夜月光,总来织梦；今日登原,再证此“绝”。行将离去,所获者何?立一向之西风,沐满川之落照,而入我目者,独有汉家陵阙,苍苍莽莽,巍然而在。当此之际,乃觉凝时空为一点,混悲欢于百端,由秦娥一人一时之情,骤然升华而为吾国千秋万古之心。盖自秦汉以逮隋唐,山河缔造,此地之崇陵,已非复帝王个人之葬所。乃民族全体之碑记也。良人不归,汉陵长在,词笔至此,箫也,梦也,月也,柳也,皆退居于次位,吾人所感,乃极阔大,极崇伟,极悲壮!四十六字小令之所以独冠词史、成为千古绝唱者在此,为一文学伟大奇迹者亦在此。
如果允许做一个屏蔽作者姓名,然后根据诗风推断谁是作者这样一个猜题游戏的话,可以相信,绝大多数人会认为这首词的作者就是李商隐。因为它的“凄婉流丽”“伤情吊古、风神淡宕”的诗风,十分接近李商隐的风格,这和李白豪迈雄放、飘逸俊爽、清新自然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有人说,这样好的词,除了李白,还有谁有可能并且也能够写得出来呢?的确,那一时期著名的词人好像没有谁能写出这种风格的好词。可它确实不可能是李白的作品,即使从词的风格来判断,这种可能性也是非常之小的。我们也许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它的作者,是一位我们不知其名的优秀词人,就像古诗十九首的作者那样,他也是一位正好生活于乱世的文人,他没能够留下自己的名字。这应该也是自然和平常的事情,在中国古代,类似的情形确实并不少见,即使算不上太多(《孤意深情——乐游原上的三首晚唐诗词杰作》,作者佚名)。
其实,从诗风的变奏这样一个角度出发,这个现象也许才可以得到相对合理的解释。
雄健豪迈、洒脱不羁的诗风,自然是李白的特征,但是,从盛世的雄浑强健,刹那间跌落到衰世的悲凉跌荡,这种极端夸张的手法,不也是李白的做派吗?飒爽俊朗的李白,为什么就不能写出低徊哀婉、伤心欲绝的词句呢?尽管这与其一贯的风格迥然不同。但谁又能够规定,一位诗人的风格,只能有一副面孔,而不能呈现出多样的风格呢?
也许,从“诗风的变奏”这一角度出发,才能得到更为准确的解释。
其实,诗歌史上,“诗风的变奏”的例子是非常多的。
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读此诗,可以想象诗人对着妻儿侃侃讲述捷报,手舞足蹈,惊喜欲狂的神态。因此,历代诗论家都极为推崇这首诗。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称赞它是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这和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毛泽东的诗词,素以豪迈超拔、雄奇壮丽著称,但他的《忆秦娥?娄山关》一词中,“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几句,却一反其常态,表现出别样的风格!尤其是“苍山”“残阳”两句,完全可以和李白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相媲美!
总之,诗风的变奏,使诗歌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貌,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更丰富了读者的审美体验和想象。它是诗歌园囿中的“另类”,别具风姿,使诗歌更具风情!
当然,诗风的变奏,有的是诗人无意为之,自然抒写的结果；有的则是诗人精心构建、主动为之。总之,诗风的变奏,不仅可能,而且在文学史上不乏实例。但是,在诗人的气质与诗风的关系上,我们既要看到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但也不能在二者之间划上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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