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念头：恋爱中的沈从文》自序 赵 瑜
沈从文一九二八年写了小说《龙朱》。他很用力地雕塑龙朱的貌美：族长儿子龙朱年十七岁，为美男子中之美男子，这个人，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逊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
我很有幸验证了这一点。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沈龙朱做客海南，在海南省图书馆出席讲座《我所理解的沈从文》，作为主办方之一的作协，委派我来主持他的讲座。
这就要说起我对沈从文的热爱了。追溯到二〇〇六年夏天，我经过长时间的准备，携带数册沈从文的书籍，上了路，从常德出发，入凤凰，后又过怀化入洪江、芷江、新晃，复返回凤凰，小住数日后，又去了花垣、保靖、永顺、龙山等地。我怀揣着一份沈从文一九三四年回湘西的地图，为了找寻箱子岩和鸭窠围两处地方，我费尽了周折。一路上的失望与惊喜参半。在河滩边，或者在船上，听着河流的声音，阅读沈从文写给新婚妻子张兆和的情书，觉得，世界被沈从文的文字软化，如果你携带一本沈从文的散文集行走湘西，你会觉得，世界是那么的水草丰富，连一只吊脚楼边上的小羊的叫声，都充满了诗意。
正是这次历时一个月的湘西行走后，我决定在凤凰买一套房子。
介绍完自己，我介绍坐在台下的沈龙朱，我说，沈从文先生在自己的小说中预测了自己儿子的长相，我刚才确认了一下，沈龙朱先生虽然已经年届七旬，他的确是美男子中的美男子。
我的介绍让大家掌声四起。
自然还是要介绍沈从文的，因为是图书馆，所以坐在台下的人并不全是沈从文的痴迷者，有的人大约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如何在简短的时间内让他们安静下来，对沈从文充满好奇，是主持人必须要做的。我大约是这样介绍沈从文先生的：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沈从文这个人和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没有关系的。但是自八十年代初开始，他的作品突然被一次又一次地再版，这个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学大师，这个曾经站在大学讲台上十多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的作家，这个喜欢上自己的女学生执着追求的浪漫的人，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精神财富。沈从文的散文和小说都极尽了中国地方性叙事的温暖之美和率性之味。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他的历史问题——历史上他曾经和胡适、徐志摩等人走得很近，又因为他也曾经和鲁迅先生发生过争执，所以，他一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地位。
一九七九年，一个叫作荒芜的诗人发表的一首诗揭开了沈从文作品走向大众的序幕，诗是这样的：边城山城碧罗裙，小翠清歌处处闻；我论文章尊五四，至今心折沈从文。
一九八八年，沈从文去世后，瑞典文学院的马悦然教授写了这样一段话：“知道沈从文去了，我很难过。想到他一生的境遇，更觉得伤心……最可悲的，中国年轻的一代根本就没有读过沈从文的作品，听过他的名字，却不晓得他写些什么。大陆作家高行健在瑞典时，我将沈的作品给他读，因为他也不曾读过。他读完了，大为吃惊：三十年代的中国就有这样的文学？！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发现中国人不知道自己伟大的作品，我觉得哀伤。”
作为沈从文的长子，沈龙朱继承了沈从文和张兆和纤细的形貌，虽然岁月在他脸上刻下许多纹络，但不掩他的美貌。对一个男人用貌美描述仿佛是贬义的，但为了尊重沈从文先生在《龙朱》中的刻意雕刻，我继承了他的笔法。
沈龙朱是一个很随意的人，他和弟弟沈虎雏均学了理工。因为青春岁月在中国“文革”中度过，他的讲座从一九四九年前后开始。
他详细地报告了沈从文的“思”与“信”相互矛盾的一生。甚至，他也仔细回顾了家庭成员对父亲的误解。
解放初期，他们全家陷入了一种革命主旋律的大背景里，张兆和要去石家庄参加革命大学的学习，沈龙朱也加入了革命宣传队，就连刚入少先队的沈虎雏每每回家也都嚷嚷着要父亲去写觉悟书。为什么沈从文要写觉悟书呢，沈龙朱交代到了诸多传记里没有的一个细节：
沈从文所在的北京大学为内城，到了一九四八年年底的时候，北京已经被完全围困，北京城外的清华、人大都已经解放了，只剩下北大等城中心的一小块土地。国民党固守的部队没有办法，只好在东单公园附近砍伐树木，平整土地，临时建了一个飞机场。国民党的相关组织者给北京大学的朱光潜、沈从文等人均送了机票，是全家的机票。这是一个生死大考，瞬间的抉择关系着一生。经过慎重的思考，沈从文决定留下来。朱光潜也留了下来，他们是为了下一代。
然而，一个人的生活史总会给个人的内心留下阴影。沈从文的阴影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被他敏感而脆弱的神经扩大，他感觉到他正一步步远离自己内心的写作。
当时的文化氛围一片赤红，沈从文在刚刚建国不久就被郭沫若划定为“桃红色”作家。文中斥道：“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个封号像一个暗喻一样把沈从文的内心洞穿，有好长一阵子，沈从文的精神出现了混沌，总感觉有人在暗杀他。
当时，全家人天天坐在一起开政治会议，批斗沈从文的孱弱和不积极进取。这种被家庭和社会孤立的感觉让沈从文有厌世情绪，一九四九年，沈从文曾两度自杀，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全家人都觉得，他有必要去精神病医院休养一段时间了。
这样，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在北京的某精神病医院休养大约有半年的时间，终于“思”得了结果，向现实投降，写了一篇同意“为人民服务”的宣言，发表在报纸上。
现在想来，这是多么的滑稽和讽刺，仿佛一个人，要想为人民服务，不是默默无闻就可以做到的，必须当成一种口号大声喊出来才行。
其实，沈从文是一个有独立精神的文人，不管他自己如何称自己是一个乡下人，但他的阅读，他的积累，以及他的社会阅历，都已将他堆积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做编辑，或者在大学里讲课，这些审美的训练，激发了他的判断能力。所以，才有了他独立自主的批评意识。比如他曾多次批评胡适去做官，要知道，胡适可是他的大恩人。还有呢，就是在鲁迅如日中天的时候，沈从文也曾就“京派与海派”的问题，与他打过笔仗。
说到底，沈从文最最春风得意的，依旧是恋爱的成功。自一九二九年的单恋开始，至一九三〇年的苏州探访，再到后来终成眷属。
一九三四年，婚后第一次分别，在小船上，他在情书里给张兆和写道：“说句公道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从文家书·湘行书简》）
这样子吹嘘，除了表达亲昵，还有抛开了过去封闭懦弱的念头，因为有爱情来滋润，他也可以打开自己，从容一些来面对各种赞誉或讽刺的意味。
张兆和是沈从文灵感的源头，在《湘行书简》的很多封信里，都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没有张兆和，他写不出那么多动人的文字。正是在这样的阅读氛围下，我有了要写一本《恋爱中的沈从文》的设想。
沈龙朱在讲座结束后回答大家的提问，他很随和，坚持说自己不是什么教授，不过是一个退休老头，你们不必仰慕我，你们可以仰慕沈从文。
我负责给他递话筒，我看着他认真地回答一切问题，有时候还替他补充一两句，脑子里忽然又想起沈从文先生的新婚不久，因为母亲病重回湘西的场景。在船上，他坐在被子里给张兆和写信，信的开头照例要写上三妹或是三三：船正慢慢地上滩，我背船坐在被盖里，用自来水笔给你写这封长信。这样坐下写信并不吃力，你放心……
二〇〇八年七月，我给沈龙朱老师寄了我个人作品，并表达了要写《恋爱中的沈从文》一书的计划。他回了简单的信，毛笔，宣纸，颇有些民国文人的范儿。想来是家学的传统。信里的意思是，他是支持的，不必征求他的意见。
只是当时，我总觉得沈从文的“一杯甜酒”的故事已经被人写过多遍，新意若无，又何凑文。直到有一天，我重读沈从文的《记丁玲》一文，突然坐下来，觉得，沈从文这样一个爱情的顾问官，正是在这两个人的恋爱中慢慢生出了健全的关于爱的意识。
我知道，我应该如何写这本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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