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忘却斜阳上土堆
□本报记者 徐敏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身上有着诸多耀眼又颇有争议的标签：他是革命斗士鲁迅之弟，是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是出色的小品散文家，也是失节后一度效力于日本的汉奸。他的一生颇多争议，在正统教育和历史中，周作人毁誉参半。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余斌所著《周作人传》一书，对周作人复杂的心路历程做了细致的探析，娓娓道来这位想做隐士而终陷于泥淖的散文大家的一生。
显赫家族的没落后生
绍兴城东有一条东西向的街叫东昌坊，东昌坊口有一家周姓的大户人家。周家是不同于寻常百姓的大家族，有三进的大宅院，众多的房舍，族中人晚上出门多有仆人打着灯笼前面走。黄色灯笼上“汝南周”三个黑字更是在昭显周家不一般的来历：汝南伯乃是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的封号，据说这位因《爱莲说》为人所知的大儒就是周家的始祖。不过这种说法并没有记录在家谱上。
更令乡人对周家肃然起敬的是三个台门的仪门上都高悬着翰林匾，不用说，周家是出了举人的。这个举人就是鲁迅和周作人的爷爷周福清。周作人出生于1885年，比周家长子鲁迅小四岁，童年时代他们度过了一段钟鸣鼎食的大家族生活。周作人九岁那年家庭突遭变故，周福清卷入了浙江乡试作弊案风波中，被判了“斩监候”，后来一直押在杭州监狱中，八年后才获得特赦出狱。祸不单行，周福清入狱后，周作人的父亲周伯宜病了一年多以后去世，周家迅速败落。
童年时期的周作人曾经和鲁迅一起在三味书屋读过书，两人都算是好学生。后来，周作人曾经有过一段“狱中读书”的经历，周福清在杭州狱中待遇不错，服刑期间，周作人每隔三四天到狱中陪祖父读书，每次都是早上去，下午回。祖父那里有《四史》《明季南略》《唐宋诗醇》《纲鉴易知录》等书，他都随意浏览。祖父让他来伴读，也有亲自点拨的意思。这一期间，周作人的学业大有长进，已经能从头到尾写下一篇八股文了。
1898年，周作人和鲁迅一起参加了县考，鲁迅37名，周作人484名；随后的府试鲁迅没有参加，周作人考了197名。后来他又参加过一次院试，考了53名，会稽县应取40名，周作人算是名落孙山。不过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成绩算是不错了。
从兄弟和睦到反目成仇
童年时期的鲁迅与周作人有着很深的兄弟感情，杭州狱中读书的生活让周作人品尝了寂寞和忧郁的滋味。在家里，哥哥鲁迅是最能理解他的，谈话投机，有事可以商量，从玩伴成长为志同道合的知己。后来周作人去南京、日本读书，都是鲁迅一手帮忙。
在日本时，周作人与日本女子羽太信子结婚，后来回国几经辗转后到北大教书。这期间，周氏兄弟的感情非比一般，简直可以说是二位一体，当然更多的还是鲁迅对弟弟的提携照顾。兄弟俩都在北京时，作为长子的鲁迅张罗了几个月，在八道湾买了一处大宅院，将母亲、各自的家眷以及弟弟周建人的家眷都接到北京来生活，一大家子起初其乐融融。
然而，兄弟俩的反目成仇也来得十分突然。1924年7月18日，周作人当面交给鲁迅一封信，竟然是一封绝交信。信中称呼哥哥为“鲁迅先生”，一百多字的信，语气传达着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似乎是鲁迅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让他看到了人生的不愉快和阴暗。至于原因，信中只字未提。鲁迅读了信之后也不明其意，想问清楚，周作人却未谋面，显然已经打定主意要与哥哥决裂。两周后，鲁迅带着朱安搬离八道湾。次年6月，鲁迅回八道湾取他留下的书籍什物，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出来阻止，不但恶言相向还出手打人。据说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扔去，幸而别人接住才未打中。鲁迅默然离去。
对于二人失和的原因，母亲鲁老太太也说“意料之外”。《周作人传》一书也没有给出肯定的原因，只说可能是由于经济问题。虽然两人收入颇丰，但是羽太信子花钱太过大方以至于入不敷出，都是鲁迅出面举债。即便如此，信子非常讨厌鲁迅，不愿同住。还有一种说法是，信子曾经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却也无证据。也许真相永远无法弄清了。
从取书事件大打出手以后，二人就再也没见过面。周作人字“启明”，鲁迅字“长庚”，是两个永不相见的星宿，竟然在兄弟二人身上成了事实。
“大事糊涂”而最终失节
周作人身上最大的标签，恐怕不是鲁迅的弟弟，不是散文小品大家，而是民族汉奸。
上世纪三十年代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周作人虽然早就挂出了“闭户读书”的牌子，但他对日本的态度很复杂，一方面他在日本生活过多年，热爱日本文化；另一方面也对日本帝国主义深恶痛绝。1934年初，北平和天津104人联名发表《平津文化界对时局的意见书》，表明抗敌的立场和决心，名单中却没有周作人。当时鲁迅已经重病缠身，还曾在宣言中细细搜寻已经决裂的弟弟的名字，却没有发现。鲁迅不止一次对别人说“启明颇昏”。小事也就罢了，鲁迅最担心他在大事上失节。
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去世。他对弟弟最不放心的一点即“大事糊涂”不幸应验。卢沟桥事变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反复和思想斗争，一件意外的事情推动了他的决定。1939年元旦上午，周作人在家中遭到枪击，子弹打在绒线衣上，他只是受皮外伤。行刺者究竟何人一直是悬案，周作人认定是日本人一手策划的，目的是逼他下水。1月12日，伪北京大学送来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这一次周作人没有拒绝。他曾经说要“苟全性命于乱世”，现在的“苟全性命”意味着失节了。
半推半就，他从图书馆馆长到文学院院长，再到伪华北政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从起初的挂名到成为真正的官僚。他访问“满洲国”，拜见过溥仪，出访日本谒见天皇，还到医院慰问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伤员。如果说这些是应酬，他也干过许多“实事”，比如督导“治安强化运动”的开展，还在电台作《治安强化运动与教育之关系》的讲话。1942年12月8日，在“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临部”成立大会上，他以副统领的身份主持大会，全套日本军服出席。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曾经的隐士周作人。
日本投降之后，周作人接受审判，曾经在南京服刑。后又辗转回到北京，过着并不如意的生活，直至1967年遭到“文革”红卫兵批判后去世。传记中评价他是“寿则多辱”。淡雅闲适的散文风格
除了以上的各种标签之外，不可忽略的是散文家周作人，而他的变节行为使他作为文学家的声望受到损害。事实上，周作人作为一个散文家，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名声要比冰心、朱自清高得多。当时新文学圈内人的心目中，朱自清、冰心可以算是名家，而周作人则是大家，是大师级人物，居于秀出群伦的盟主地位，成就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
周作人是新文学倡导者中第一个提倡艺术性散文的人。著名散文《雨天的书》透露了他的散文观：他心目中的散文就像雨天里三五友人喝着清茶围炉夜话，情绪是平静的，语气有不疾不徐的和缓，话题则是随意、散漫的。他的散文《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乌篷船》《喝茶》《苦雨》，调子悠闲自在，没有一点烟火气，其中浮现的是一个仙风道骨的隐者形象。他曾经一度沉溺在“美文”的世界里并且不愿出来，上世纪三十年代，作为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的周作人淡出了文坛，而在人们心目中，周作人也在风格淡雅闲适的散文家形象上定格了。
我们还不可忘了他说的“知识与趣味的双重统治”，所谓耐读，雅致，不单单是一个文词的问题，周作人的散文还在于知识性和趣味性。这些来源于他对人情物理的细致体察和兴致盎然的观照态度，而且可以将最琐屑的话题、最微不足道的事物说得津津有味。乌篷船、野菜、喝茶饮酒，再平常不过的内容他写来却令人悠然神往。
周作人散文的知识性和浓浓的书卷气，来源于他的学识渊博。他精通几国文字，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文学到日本文学他都了解，不光是文学，民俗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他都曾涉猎，而且都有相当的造诣。至于中国典籍更是不在话下。鲁迅晚年曾经感慨，文坛上读书最多的要数周作人。可是在那个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年代，容不下只闭门读书的陶渊明那般的隐士。
孙婷婷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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