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胜利
·书同
纵观历史，文学很少能够处于核心地位，而文字向来只是文人自得其乐的个体耕耘。但凡事总有例外。中国近代史上所演绎的那场以“文学”为主题的革命，却愣是将文人推向了时代舞台的中心，把本来只可能“圈内热”的现象，酝酿发酵成了淹没时代的滚滚潮流。胡适在这潮流中，成为旗手，成为领袖，成为了一个万人景仰的胜利者。胡适因什么而胜利？学问自然是基础，但他如果没有那种看穿事物本质的识见，没有敢于大胆尝试的勇气，则结果也难以逆料。
1916年6月中，已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胡适，应邀赴克利夫兰，参加第二次国际关系讨论会。胡适和郑莱担任的论题为“门户开放政策”，日程排得靠后。因此，他从纽约过来的时候，经过伊萨卡时，便在这个“第二故乡”住了八天，以慰相思之苦，享受友朋聚会之乐。当时正在伊萨卡度夏的，有任叔永、唐擘黄（唐钺）、杨杏佛等。老朋友再度相遇，话题不打一处来，但主要还是关于中国文学问题的讨论，核心是讨论改良中国文学的方法。胡适所谈大意有九点：（一）今日之文言乃是半死的文字；（二）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三）白话并不鄙俗，俗儒乃谓之俗耳；（四）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五）凡文言之所长，白话皆有之；（六）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七）白话可以产生第一流文学；（八）白话的文学为中国千年来仅有的文学；（九）文言的文字可读而听不懂，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又听得懂。因此，他认为，改良中国文学的方法，就是用白话作文、作诗、作戏曲。
7月2日，讨论会散会之后，他经由伊萨卡返纽约，正好遇见由波士顿前来度假的梅光迪，遂停留半天，与之继续讨论文学改良问题。他与梅光迪所谈大意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文学不当与人事全无关系，凡世界有永久价值之文学，皆尝有大影响于世道人心者。对此，梅光迪颇不赞成，认为胡适太过功利主义，且其理论不过偷得托尔斯泰之绪余。当晚胡适乘夜车返纽约，梅光迪等则继续在伊萨卡享受湖光山色。
伊萨卡为纽约上州群山环抱中一个小镇，远离纽约、波斯顿。其地不仅有“常春藤”八校中最年轻、规模最大、风景最壮阔优美的康乃尔大学，又有五指湖中最大的卡尤加湖，尽管偏僻，却不失为全美最好的度夏胜地之一。胡适在这偏僻小镇、世界名校生活学习五年，深爱其美，自得其乐，视为第二故乡。 1915年，就在他即将毕业离校前夕，在东美的中国学生会，成立了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胡适担任文学股的委员，负责年会时分股讨论的问题。当时，赵元任也在康奈尔就读。他和赵商量，决定将“中国文字的问题”作为本年文学股的论题，由他们俩各从一个侧面，分别做一篇论文。赵元任所作论文为《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胡适的论文则为《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这就是那场最终促成文学革命的“文言白话之争”的最初动因。
1915年夏，散处各地的好友相聚伊萨卡，一面度假休闲，一面讨论中国文字问题。那时，胡适已能确认白话为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在争论中，梅光迪的态度最激烈，绝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在这番争论中，胡适逐渐冒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并在送梅光迪往哈佛的长诗中，明确提出“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的口号。 9月20日，他依依惜别生活了五年的伊萨卡，转学去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在火车上，他作诗一首，寄赠在伊萨卡的各位朋友，称“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回到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的现场，其实，整个文言白话相争的焦点，即在这“作诗如作文”的争论上。梅光迪强烈反对，认为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自有诗文以来，已分道而驰。任叔永表示站在梅光迪一边。胡适虽然孤立，但并不肯臣服。他不信诗与文是完全截然两途的，也并不徒以“文之文字”入诗，其所持之论，实质上是针对中国文学的病根而发，即徒有形式而无精神，徒有文而无质，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而已。而且随着争论和思考的深入，他渐渐认识到中国文学演进的规律，即一部中国文学史，不过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是“活文学”随时起来代替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完全靠能用一个时代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胡适的性格，不逼上梁山，不会轻言“革命”。但在那一刻，那一个特定语境下，“革命”的思维萌发了，秀才闹革命也真正闹起来了，并且取得了完胜。
1916年7月8日，也即胡适从克利夫兰回纽约不久，继续在伊萨卡度假的任叔永、陈衡哲、梅光迪、杨杏佛、唐钺，到卡尤加湖上摇船。不料，船近岸时竟翻了，所幸没有伤到人。当时，正巧遇着大雨，一班人皆成了落汤鸡。为记其事，任叔永作《泛湖即事》长诗一首，并寄纽约胡适欣赏。其诗采用诗经体的四字句，开头即有“荡荡平湖，漪漪绿波。言櫂轻楫，以涤烦疴”等句，后面干脆“猜谜赌胜，载笑载言”起来。胡适读过，有点不舒服，遂立即回信，指出其中的“死字”、“死句”。任叔永倒没在意，梅光迪却大打起抱不平来，认为胡适所自矜的“文学革命”的真谛，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梅固然赞成文学革新，须洗去旧日腔套，务去陈言，但反对“尽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语白话代之”，主张“吾辈言文学革命须谨慎以出之，尤须先精究吾国文字，始敢言改革。欲加用新字，须先用美术以锻炼之。”7月22日，胡适一气作了首长达一千多字的诗《答梅觐庄——白话诗》，那种胜券在握，玩梅光迪等于股掌的潇洒，从气度上就决定了他的最后胜利。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
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
说什么“中国要有活文学！”
说什么“须用白话做文章！”
文字岂有死活！
白话俗不可当！
……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
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又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
古人悬梁，今人上吊，
古名虽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尝不妙？
……
这是胡适大胆晒出的白话诗尝试成果，但也不啻为文学革命的宣言书。此后，这种被梅光迪蔑称为“莲花落”的“适之体”，随着《尝试集》的问世，不胫而走，一批老小文人趋之若鹜，在中国白话文运动中，形成一种蔚为壮观的新诗运动。而《尝试集》则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文学革命最重要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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