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里谁耕田?
□安立志
毛泽东有诗曰:“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这句诗透露了两个意思:不确定的是陶渊明的去向,确定的是桃花源的所在。然而,近来,桃花源的所在也不确定了。据报道,重庆酉阳与湖南桃源正为“桃花源到底在哪里”争得不可开交。
争抢桃花源,是这些年来争抢名人故居、名人旧地连续大片的续集。争抢名人往往也与争抢名地有关,比如名人的原籍、故居乃至躬耕地。前不久,媒体就报道了襄阳、南阳争抢诸葛亮躬耕地的闹剧。争抢桃花源甚至包括前几年的争抢夜郎国,总比争抢西门庆故居、孙悟空原籍有意义,前者多少有些历史依据,后者完全属于文学虚拟。
桃花源在哪里?有人认为这是《桃花源记》留下的伏笔,因为陶潜并未明确指出“桃花源”的地理坐标或者所属乡县,从而为后人的争抢留下口实。其实,陶渊明的描述并非没有时空界限,比如,在时间上,他有“晋太元中”的明示；在空间上,他有“武陵人”的界定。“武陵”(今湖南常德)虽然不等于桃花源,至少指出了桃花源所在的大致区域。其实,有关桃花源所在地的异议并不自今日始。陈寅恪早在上世纪年代就从“纪实”角度,旁征博引,得出结论:“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今河南三门峡),或上洛(今河南洛阳),不在南方之武陵。”(《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年)
对于古圣先贤、佳山胜水的崇敬与钟爱,并非坏事情。今天人们争抢的只是桃花源的旅游价值与品牌效应,没有人关注《桃花源记》到底体现了怎样的境界与理想。至少从字面来理解,陶渊明的桃花源还是一个让人向往的宜居环境,那是一个生态环保型、人际友好型的社会。好地方,人们必然趋之若鹜。
苏东坡在《和陶桃花源并引》中就曾指出,幸亏当时的人们没有找到桃花源,假如“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尝意天壤间若此者甚众,不独桃源”(《苏轼诗集》,中华书局,年)。这充分体现了东坡先生的预见性。想想人们对于黄帝故里、孙武原籍甚至诸葛亮躬耕地的追逐与疯抢,已经到了“争夺之场”“于今为烈”的程度。今日对桃花源之争抢,与陈寅恪的异议殊不相类。这里已经没有了深入的学术研究,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中,在这种文化标的的争抢中,体现了露骨的资源排他主义与利益垄断主义。
然而,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不能仅从自然环境、社交环境来思考。《桃花源记》的描写背景是“秦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年)。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在《桃源行》中指出,桃花源并非神仙幻境或海市蜃楼,“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人们对于桃花源的向往,反映了对秦代政治暴虐与社会扭曲的不满,反映了人民对于没有暴政与邪恶的社会环境的憧憬。“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人们自给自足,虽不丰裕,至少没有等级森严,没有官贵民贱。这是一个平等、纯朴的社会。“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历史上的分合与兴衰循环往复,逃脱了秦始皇的地狱,又沦入司马氏的黑牢,暴虐依然,纷争继续,诚可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年)。这是历史规律的循环,还是人类苦难的宿命?或者寄托了一个政治家摆脱这种恶性循环的向往与希冀?
时下的一些地方官员缺乏为民服务的诚意,片面谋求局部利益,他们争抢桃花源,即使争抢到手又能如何?即使建起一批桃花源式的仿古建筑又能怎样?这样一种施政理念,又怎能保证不污染桃花源,毁灭桃花源?
年岁首,郭沫若在“诸葛草庐”碑文中涉及了官员的政绩问题。他指出:“诸葛隐居隆中时,躬耕自食,足与陶渊明先生媲美。然陶令隐逸终身,而武侯则以功业自见。盖时会使然。苟陶令际遇风云,未必不能使桃花源实现于世。如武侯终身隐逸,致力于诗,谅亦不逊于陶令也。”陶渊明与诸葛亮的确不似一些官员热衷于钻营官场、游弋宦海,他们二人都有或长或短的隐居经历。然而,诸葛亮志在鼎立三分、逐鹿中原；陶渊明意在隐居田园、采菊东篱。郭沫若只看到二人的隐逸经历,却将二者的政绩简单归为“时会”不同所致。不过,这很不合于一些官员的脾气,他们没有孔明建功立业的本事,没有陶潜耕稼田园的心态,而是“有条件要上,没条件也要上”,他们要上的并非“桃花源”能否“实现于世”,而是挖空心思地谋求提拔与升职。
不过,酉阳与桃源的宣传口号并非一无可取,“世界上有两个桃花源,一个在酉阳(桃源),一个在你心中。”的确,现实世界是否存在桃花源,桃花源到底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桃花源作为一种理想、一种境界,铭记在执政者的心目中,贯彻于执政者的施政中。
(本文作者为知名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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