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校时间最长的北大校长蒋梦麟:“五四”运动之后的北大学子

蔡(元培)校长和胡适之他们料得不错,学生们在“五四”胜利之后,果然为成功之酒陶醉了。这不是蔡校长等的力量,或者国内的任何力量所能阻止的,因为不满的情绪已经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土壤上长得根深蒂固。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生活动的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预备揍人。

有一次,北大的评议会通过一项办法,规定学生必须缴讲义费。这可威胁到他们的荷包了。数百学生马上集合示威,反对此项规定。蔡校长赶到现场,告诉他们,必须服从学校规则。学生们却把他的话当耳边风。群众涌进教室和办公室,要找主张这条“可恶的”规定的人算账。蔡校长告诉他们,讲义费的规定应由他单独负责。

“你们这班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群众在他面前围了个半圆形。蔡校长向他们逼近几步,他们就往后退几步,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者,忽然之间变为正义之狮了。

群众渐渐散去,他也回到了办公室。门外仍旧聚着五十名左右的学生,要求取消讲义费的规定。走廊上挤满了好奇的围观者。事情成了僵局。后来教务长顾孟余先生答应考虑延期收费,才算把事情解决。所谓延期,自然是无限延搁。这就是当时全国所知的北大讲义风潮。

闹得最凶的人往往躲在人们背后高声叫骂,我注意到这些捣乱分子之中有一位高个子青年,因为他个子太高,所以无法逃出别人的视线。我不认识他,后来被学校开除的一批人之中,也没有他的名字。若干年之后,我发现他已经成为神气十足的官儿,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他的相貌决不会让人认错,他的叫骂声仍旧萦回在我的耳畔。他已经成为手腕圆滑的政客,而且是位手辣心黑的贪员,抗战胜利后不久故世,留下一大堆造孽钱。

几年之后,发生了一次反对我自己的风潮,因为我拒绝考虑他们的要求。一群学生关起学校大门,把我关在办公室。胡适之先生打电话给我,问我愿不愿意找警察来解围,但是我谢绝了。大门关闭了近两小时。那些下课后要回家的人在里面吵着要出去,在门外准备来上课的人则吵着要进来。群众领袖无法应付他们自己同学的抗议,最后只好打开大门。我走出办公室时,后面跟着一二十人,随跟随骂着。北大评议会决定开除我所能记得的以及后来查出的闹事学生。

好几年以后,我偶然经过昆明中央航空学校的校园。航空学校原来在杭州,战时迁到昆明。忽然一位漂亮的青年军官走到我面前,他向我行过军礼告诉我,他就是被北京大学开除的一位学生。我马上认出他那诚实的面孔和健美的体格。闹学潮时紧迫在我背后所表现的那副丑恶的样子已经完全转变了,他的眼睛闪耀着快乐的光辉,唇边荡漾着笑意。这次邂逅使我们彼此都很高兴。航空学校的校长来告诉我,这位青年军官是他们最优秀的飞行员和教官之一。

(摘自《西潮》,蒋梦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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