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绣同的标本,马绣同的标本
在青岛南海路7号，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标本馆是值得青岛骄傲的，其收藏的海洋生物标本在中国乃至亚洲都是最丰富的。这个海洋生物标本馆的前身，就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海洋生物标本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海洋生物标本室其实是散布在生物楼里的，并不是现在这样拥有了独立的一栋楼。可以说，海洋生物标本室是马绣同一手建立的。
一生从事标本采集管理工作
关于马绣同，在网络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若上网百度，会发现并没有马绣同的“百度人物”介绍，在连续几页的“信息”里，与马绣同这个名字相关的多是与海洋生物分类相关的一些科学论著的作者列名。偶尔才有一点关于马绣同的介绍：
马绣同先生（1912-1999），河北省平乡县人，我国著名的海洋贝类分类学家。1933年马绣同先生进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跟随张玺教授从事标本采集、管理和贝类学分类研究。1946年为北平研究院动物所技术员。1950年随张玺先生来到青岛工作之后，将他的毕生都献给了海洋无脊椎动物的标本采集、管理和贝类学分类研究工作。他从事标本管理和贝类学分类研究工作六十余年，卓有成就，共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出版专著十六部。为我国海洋无脊椎动物标本的采集和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1950年海洋生物研究室成立时的几百号标本，发展到今天收藏有67万号标本的亚洲最大的海洋生物标本馆——中科院海洋生物标本馆，其中倾注了马绣同先生毕生的心血。马先生一生严于律己、工作勤奋，先后荣获1956年度中国科学院先进工作者，1984年度中国科学院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
马先生一生的工作，若简单说，就是为张玺和齐钟彦两位先生做“助手”——从事标本采集、管理、分类鉴定工作。
外界的变化仿佛与他无关
笔者认识马先生是在1984年，当时正为我们海洋地质室集体撰写的第一部专著《渤海地质》做誊清文稿工作。一天，主持具体编写统稿的赵老师递给我一摞我刚誊清的稿子，让我拿着到标本室找马老——马绣同先生再审查一遍。我打听着来到三楼的标本室，那时马老办公的地方就在标本室里面。我沿着显得拥挤的走道向里——两边的标本橱排成了墙，听到敲英文打字机键盘的声音，循声过去，看到一位头发已花白的老人正坐在桌前敲着一台旧式英文打字机。我问：“马绣同老师在吗？ ”老人停住手，头略一侧，摘下眼镜，温和地说：“我就是，你有什么事？ ”我说明来意，他接过稿子看看，说：“你明天来拿。”第二天下午，我来到标本室，马老把稿子递过来，又拿过一张打着英文字母的信笺说：“我已经校对一遍，没什么问题，这是我打的一份英文名，下面画上横线就代表斜体，也就是拉丁文名，手写的字母容易看错，你拿回去一个个剪下来贴上去吧。”我拿回去后，赵老师感叹不已：“老先生就是老先生。 ”
《渤海地质》完成后，经过赵老师的安排，笔者又找到马先生，这次是为了取一楼标本陈列室的钥匙，陪着从北京来的该书的责任编辑参观。取钥匙时，马先生再三叮嘱离开时一定要拉上窗帘锁好门。很大的一把铜锁，开门后，一踏进这间标本室，一股浓浓的福尔马林气味扑面而来。房间里光线昏暗，深色厚实的窗帘拉得密密的，一排排放置标本的大玻璃门橱肃然矗立着，打开灯，拉开窗帘，房间里亮堂起来。
笔者从此知道了在海洋研究所有这样一个标本室。
有十多年间，我成了这间标本室的常客。尤其在夏天，我曾带着许多外地师友来过这里，每次取钥匙也不再通过马先生，而是找他的助手张素萍。
这期间时常遇到马先生，马先生总是拎着一只小黑皮包，不管节假日还是星期天都按时上班。外界的变化仿佛与他无关。
后来，笔者对马先生有过深入的了解，也才知道了马先生“为标本的一生”。
采集到中国首个柱头虫标本
1935年，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所长张玺率领着一支调查队来到了青岛，开始了胶州湾现代海洋科学意义上的第一次海洋生物调查。马绣同作为一名见习员参加了这次调查。行前，北京中法大学的一位教授曾公开悬赏：谁要是采集发现了柱头虫，就给谁100块大洋。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款子。柱头虫值这个价钱吗？这是因为柱头虫是连结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之间的生物进化上的桥梁，而在我国当时还没有发现过，只能参照国外学术界的报道，在大学生物学的教学中讲到这里时，并没有实物标本，甚至连一张我们中国学者自己拍的照片都没有。
正是在这次调查中，马绣同采集到了柱头虫标本，这不能说仅仅是运气，更重要的是他的认真和耐心。当然，马绣同并不认识这就是柱头虫，但对于标本的敏感使得他对于采集到的标本都有一种天生的认真。张玺先生据此发表了一篇论文，宣布了在中国沿海采集到了柱头虫标本，从而结束了在生物学教学上只能引用外国资料的历史。
从那时起，马绣同采集标本的认真和管理标本的耐心，给张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采集和管理标本成了马绣同的专业。
1950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在童第周、张玺、曾呈奎等学者的领导下组建成立。作为创建者之一的张玺先生率领着原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的原班人马来到青岛，其中就有齐钟彦和马绣同。
贝类采集专著为我国“唯一”
在晚年的贝类学家齐钟彦先生的眼里，马绣同是他最好的合作伙伴，于1961年面世的张玺与齐钟彦合著的《贝类学纲要》一书，那是我国海洋动物学研究的奠基之作，这其中就凝聚着马绣同的心血。在张玺和齐钟彦等合著的一系列研究专著，如 《中国北方海产经济软体动物》（1965）、《中国经济动物志·海产软体动物》（1962）等，都有马绣同付出的辛勤劳动。在齐先生主持编写的每一本研究专著中，几乎都有马绣同的名字。
马绣同的主要贡献就是标本的采集和采集回来后的分类收藏管理。在马绣同几十年的工作中，标本采集和管理已成为一门科学，一门由经验和学识创建的科学。
只要来到海边，马绣同先要看海滩上有没有标本。只要注意就会有发现。采集标本需要经验，这要掌握潮水的涨落，月亮的圆缺。近半个世纪的采集，马绣同积累了大量资料和实践经验，在贝类采集和研究工作之余成就了一本书，这就是1982年出版的《我国的贝类及其采集》，这是我国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谈论海产软体动物标本采集的专著。
上图：马绣同在工作。左图：马绣同（左）1930年代在青岛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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