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莲:现实中国的符号 ——读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

□朱一卉

《我不是潘金莲》是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获得第8届茅盾文学奖后的作品,小说的情节很简单:李雪莲为了生二胎不被处罚,和丈夫秦玉河假离婚,谁知,弄假成真,秦玉河和别人结了婚。李雪莲便打官司要求证明原先的离婚是假的,再和秦玉河结婚,然后再离婚。然而,普天下的人都说李雪莲的离婚是真的,秦玉河又在公众场合说她是潘金莲,李雪莲便踏上了漫长的上访告状路,目的就是要摘掉“潘金莲”的帽子。李雪莲从29岁告到49岁,直到秦玉河意外车祸身亡,她才停止了告状。

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贝克特的荒诞戏剧《等待戈多》。李雪莲的上访告状就像流浪汉狄狄和戈戈等待的戈多,到后来,上访告状要达到什么目的并不重要,上访告状成了她生活的本身,是她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一旦秦玉河死亡,告状没了缘由,李雪莲就只好选择吊死在桃树上——当然,没死成。没死成的李雪莲能活下去吗?刘震云没写,但我想,她或许会换棵树继续上吊,或许能找到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就像等待戈多的人们,在生存的焦虑中,寻找着生命的所谓意义。

其次,我想到的是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城堡》。李雪莲和那个土地测量员K多么相似,K受命赴城堡上任,但费尽心机,就是无法进入城堡,面对强大、冷漠、等级森严的官僚机构,K无可奈何；李雪莲要告状,从法官、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到法院院长、县长、市长,没有人能好好聆听,逼得她只好跑到首都,闯进正在召开人代会的大会堂。虽然因此干部撤了一大批,但20年间,在官僚眼里,她就是一个难缠的老上访户、一个维稳的对象,想讨要到一句真话,想让人相信她真的放弃进京告状了,简直比登天还难。李雪莲所面对的外部世界,和K面对的城堡一样,近在咫尺,但遥不可及、冷漠强大,能动用一切社会资源,随时可以将胆敢挑战的人吞噬,随时可以将决定改弦更张、迈向新生活的人逼进死胡同。

我还想到陈源斌的中篇小说《万家诉讼》,这部小说因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秋菊打官司》而广为人知。李雪莲和秋菊一样,也是为讨个说法而将官司进行到底,不同的是,秋菊成功了,但成功以后的秋菊很失望,她并不想把村长送进牢房；李雪莲失败了,失败了的李雪莲陷入的是绝望。不可否认,《万家诉讼》是一部反映现实的好小说,但囿于纯粹的法制宣传目的,立意稍显浅薄。而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展现了更为广阔丰富的社会现实,上访截访的怪圈,官员选拔和惩戒机制,官场运作机制等,通过李雪莲的告状,把普通市民和各级官员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为了利益、权位、名誉,演绎了一幅怪诞而真实、幽默而深邃的社会图景。小说的现代主义色彩,使其具备了超现实主义的哲学意味,李雪莲也像潘金莲、窦娥、“小白菜”等形象一样,在今天的中国成了个性鲜明的符号。

小说的结构也很有特点。第一章是《序言:那一年》,29岁的李雪莲闯入大会堂,首长意外参加这个省代表团讨论,随口讲了下李雪莲的事情,省长便雷厉风行,把市长、县长、院长撤个精光。第二章是《序言:二十年后》,49岁的李雪莲本来不想上访但又被逼得不得不上访。第三章《正文:玩呢》只有10页,写的是被李雪莲拉下马的县长老史急着从北京回家,但买不到火车票,急中生智,在一张纸上写上“我要申冤”举到头顶,警察立即把他当成上访者遣送回了家。

“玩呢”,这是刘震云对人生的解构、对生活的解构、对李雪莲行为的解构。老史的“玩呢”,更凸显出李雪莲20年上访人生的荒诞、可笑、无奈。也许在刘震云看来,人生就是“玩呢”,不是被别人玩,就是玩别人,而李雪莲是在玩自己——玩自己,一点也不好玩。

小说中的人名也取得很好玩,法院的叫王公道、董宪法、荀正义、贾聪明,县长史为民,市长蔡富邦,副市长刁成信,省长储清廉……这样的名字和他们的行为一对照,反讽的意味一目了然。小说被拍成电影的今天,二胎政策已经放开,这个时候再来看李雪莲的命运,更让人感慨人生的荒谬、虚空和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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