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心经》
□林怀民
母亲出身新竹富家，留学东京。“下嫁”南部乡村后，下田持家，克勤克俭。母亲是个完美主义者，持家务求一尘不染，写字一笔一画，工工整整。
把每件事都做到最好是她对我们耳提面命的要求。这项要求还包括德行和操守的无瑕。20世纪50年代，父亲应召从政，宦海数十载，两袖清风。父亲的清廉没有母亲全心全意的支持是办不到的。
母亲十分开朗，身体健康之时，她辛勤工作，除非病倒，绝不午睡。父亲中风翌日，母亲大早起来，开始她数年如一日的晨间疾行——每天走45分钟，风雨无阻。她说，她不要因为生病给孩子们增添负担。
2001年，父亲往生。母亲终于没有后顾之忧，可以自在旅行。她答应我，以后“云门”外出巡演，她都随行。翌年，舞团到上海演出《红楼梦》，母亲第一次到内地，特别喜欢杭州，说她还要再去。回到上海，吃饭时饭粒由嘴角漏出来，母亲不自知。回家后检查，医生诊断是轻度中风。然而，她的左手左脚逐渐瘫痪，复检才查出是脑瘤。
母亲积极勇敢，全力配合医生治疗，同时不断向医生和护士表示歉意，说给大家添麻烦了。放射线疗程完毕，她以无比的毅力努力康复，用3周的时间恢复了行走能力。医生说这是多年仅见的典范。然而，肿瘤无法控制，母亲的手脚又瘫了。母亲接受化疗，按捺着挫败感，扶着助走器继续挣扎行走。
“云门”出国巡演，每个城市都使我感到悲凉，那都是母亲计划到访的地方。我每天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欧洲的春天繁花似锦，樱花满树，花瓣飘满了整个公园。她说：“拍照片回来给我看。”我带回的两卷照片，母亲一一念出花名，只有一种她记不起来，立刻要我查书告诉她。
第二天，母亲颤抖地在每张照片背面写下花名。“生了这场病，头脑都坏了。”母亲说，“不写清楚，以后通通记不得。”病发时，医生预估她的生命还剩4到6个月，母亲却撑了22个月。卧病期间，她优雅安宁，沉静地面对病痛和死亡。一次下腔静脉血栓的并发症后，医生宣告病危，她也只是轻轻吐出一个字：痛。只有眼角偶尔闪现的泪珠，泄露了她的苦楚。
坐上轮椅的母亲坚持读报、读书，读着读着，便歪头睡着了。2004年春天，母亲决定抄写《心经》。她叫我们扶她坐到可以望见窗外绿林的书桌前，用右手抬起左手，压到宣纸上，然后右手执笔蘸墨书写。
手颤得厉害，悬在纸上良久才能落笔写出一个笔画，用尽心力才能完成一个字，十几分钟便颓然搁笔。有些日子，母亲起不了床，手指从被褥里伸出来，在空中颤抖画字。只要能够起身，母亲必定执意坐到桌前。我们兄弟工作完毕回家，总先检视案上的宣纸，发现经文未续，便知母亲情况不好；读到工整的字迹，就欢欣鼓舞。然而，母亲终于无法再坐到窗前了。
那年秋天，母亲安详往生。我把她的书法框裱起来，日日端详，如见母亲。记起那窗前的春光，记起她的辛苦、她的奋斗和坚持。
《心经》未了，横轴留白，仿佛在印证“诸法空相”。那是母亲给我们的最后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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