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警车免疫”比校园暴力更可怕,“对警车免疫”比校园暴力更可怕

北京航空旅游专修学院的两名女生果果和陶陶，在宿舍遭多名女同学殴打，果果嘴角被撕裂、身体多处受伤。 15日，大兴区黄村镇派出所已经对此事立案调查。事发后，打人的女生小飞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她在微信朋友圈发布警车及警察照片，并配有“已经对警车免疫”“这次几日游”等调侃性文字。

（10月16日《京华时报》报道）

打人后被警察带走调查，打人者非但没有幡然悔悟，反而引以为荣，专门拍照发朋友圈进行炫耀，令人震惊。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警车免疫”比校园暴力本身更可怕。前者只是弄脏了水流，后者则是污染了水源。警察执法代表的是国家法律，对警车免疫意味着对法律缺乏敬畏。如果一个人内心价值观、是非观扭曲，对规则和法律失去信仰，很可能在违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犯罪的旋涡中愈陷愈深。

“对警车免疫”，首先源于法律对校园暴力惩戒不力。长期以来，我国校园暴力法律体系不够完善，针对未成年人触犯法律的处罚力度不够。目前两部相关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均偏重于对青少年权利的维护，对校园暴力的制约和打击力度偏轻。由于年龄问题，施暴者面临的最多是治安处罚，一般采取民事赔偿、批评教育等方式解决。实施暴力不受相应惩罚，很容易助长“藐视法律”的心态。

近年来，一些法律学者纷纷建议适当降低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以加强对校园暴力的惩罚。当然，降低刑责年龄事关重大，是否需要降低以及降低幅度多少，还须经过大量的论证和研究，应慎之又慎。相比之下，更为现实和紧迫的对策是建立健全校园暴力防治法律制度，提高震慑力。对于轻微的违法犯罪行为，法律也要做出更细化的规定，让学生知敬畏、明底线、受警醒。

“对警车免疫”，还折射出家庭和学校教育管理的缺位。内因心理学创始人管奎令指出，青少年不正常行为的出现，往往是因为父母、老师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他们的需求。几乎每起校园暴力事件的背后，都有家庭教育失败的影子。父母对孩子的管教方法过严、过于溺爱或者父母疏于管教，都会对孩子的健全人格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一些学校重智轻德，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和人格培养，也是导致校园暴力行为频发的重要因素。

早在1999年，英国就规定：家长在校园暴力发生后也负有连带责任。在美国，当学生出现违法、反社会，甚至任何具有威胁性、挑衅性和破坏性的行为时，法院也可以对家长发出“教养令”。这些做法都值得我们借鉴。正如全国政协委员陈莉建议，建立监护人对校园暴力行为的“担责”义务和违法追究责任，加强家长、教师及学校等管教失职的责任要求。只有用制度扭转“只生不教”“只教不管”的态势，改变对校园暴力的漠视和怠慢，才能形成家庭、学校和社会齐抓共管的合力，共同培育人格健全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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