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外地人”是假,限网约车是真

本报评论员沙元森

京沪版意见稿之所以引发民众巨大“意见”,并非有那么多人都想着去京沪做网约车司机,而是此事关系到出租车改革能否顺利完成。如果出租车改革都要“进三步退两步”,兜兜转转迂回曲折,还怎么去啃更大的“硬骨头”。

日前,京沪等地对网约车管理规定征求意见。民众“意见”之大是有关部门始料不及的。舆论普遍认为有关部门为了维护个别利益集团,正在简政放权的道路上“开倒车”,最终将重创共享经济的发展。很多外地户籍的居民因为被剥夺了在京沪的网约车从业资格,感到不公平,更令人担忧的是,此端一开,可能会引发更多城市的效仿。届时,“关卡林立”的网约车市场只能从共享经济转向到“诸侯经济”,这对民众冀望甚高的出租车改革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京沪版意见稿最受诟病的地方是“京人京车”“沪籍沪牌”。北京市交通委解释,对外地人设置这个门槛是为了控制人口规模。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是解决当前“城市病”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中央明确提出的要求,以此为说辞看似无可挑剔,但是北京市交通委并没有论证让外地户籍居民从事网约车运营如何就增加了当地人口规模,如果设置门槛又能将多少外地户籍居民拦在北京之外。他们的理由仅仅是,从数据看,这两年北京的拥堵加剧与网约车兴起的时间相吻合。如果把时间吻合简单理解成因果关系,那么北京这两年房价快速上涨似乎也可以归咎为网约车太多了。事实上,大多数网约车司机都是兼职车主,设置户籍门槛无非是砸掉他们挣外快的饭碗而已,而那些想进京谋生的外地户籍居民未必会因此就打消了进京的念头。

有序推进、公平公正应该是特大城市控制人口规模的基本原则,所有急功近利“想一出是一出”的排外政策都是与之相悖的。姑且不论以户籍为条件限制其他地区的居民到本地区从事生产经营和提供服务是否有法理缺陷,少数几个城市在网约车领域高筑壁垒的行动已经触及区域公平的问题。京沪不让其他地区的居民在本地从事网约车运营,那么其他地区自然也有理由提出同样的要求。目前,天津杭州等地已经效仿京沪设置了户籍壁垒。网络是互联互通的,而网约车却是“各自为政”的,面对这样一个局面,民众当然不满意。

据滴滴方面推算,京沪等地的网约车新规一旦实施,车辆供给将骤减,司机也将大幅减少,网约车车费必然翻倍,而居民出行效率将大幅降低。网约车前景暗淡,有关部门未必没有料到,这也许正是他们不便言说的目标。由此不得不深思,是什么样的动力推动他们如此齐心合力地扼杀网约车?网约车基于互联网服务,出生不久就搅动了传统出租车的市场,一些地方的管理部门迫不及待地定性为“黑车”,围堵封杀忙不停。直到交通部正式表态,肯定网约车具有“互联网+”的明显特征,鼓励网约车的发展,这才让新生的网约车获得了生机。但是中央的网约车新政在落地过程中被层层设障,属地管理搞成了户籍管理,规范网约车搞成了钳制网约车。

京沪版意见稿之所以引发民众巨大“意见”,并非有那么多人都想着去京沪做网约车司机,而是此事关系到出租车改革能否顺利完成。如果出租车改革都要“进三步退两步”,兜兜转转迂回曲折,还怎么去啃更大的“硬骨头”。所以,京沪等地相关部门不仅要听取当地户籍居民的意见,更要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上听取更广泛的意见,不仅要考虑既得利益,还要坚持乘客为本,创新管理,真正推动出租车行业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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