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论语 何以迎接一个“家庭化迁移”的时代
10月19日，国家卫计委正式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7亿人，占总人口18%，相当于每6个人中有1个是流动人口。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透露，“我国人口迁移流动家庭化的特点越来越突出。人口流动的特点首先是青壮年独立流出，接着是夫妻两人流出，然后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最后就是整个家搬进来。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已经进入以家庭化迁移为主要特征的阶段。”
（据10月19日《新京报》）
尽管有着现实的感知，但如果不是媒体的透露，大概很少有人能够知道，与2013年相比，2015年流入人口家庭规模增加了0.11人。超过一半的家庭有3人及以上同城居住，人口的流动越来越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这其实是一个可以想象的过程，伴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当年轻的夫妻开始从农村来到城市，又或者是从故乡来到异乡，当在城市里生活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日常状态，为了生活和日常照料的便利，他们必然会把其他亲人接到城市，“家庭化迁移”由此形成。
同样可以想象的，是此种“家庭化迁移”所带来的现实影响。一方面，家庭化的迁移让日益增加的居民来到城市，必然有利于推动城市化的发展，譬如拉动城市消费，譬如消化城市商品房的库存，再譬如为城市居民提供保安、钟点工、餐厅服务员等日常服务；另一方面，家庭化的迁移，必然会让大量进入城市的人口面临诸多生活问题，譬如孩子的上学，譬如医疗问题。而那些不愿意跟随子女进城的老年人口，他们让农村的空心化问题变得日益严重。
国家卫计委明确地指出“家庭化迁移”的特征，事实上也是提出一个严肃的公共话题：如何让这些伴随父母或子女进城的居民，能获得更稳定与可预期的城市生活？这显然需要各方面发力。具体到城市，虽然对流动人口的子女异地就读甚至是异地报考政策日益宽松，但在一线城市里，门槛和壁垒依旧还在，它们急需打破。至于医疗领域的异地报销，与如何让“新市民”获得平等的城市福利，它们都仍是“硬骨头”一块，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所在。
具体到农村里，因为“家庭化迁移”造就的更严重的空心化，以及“留守老人”的日常照料问题，一样不应该被忽略。必须得看到，某些因为重土重乡而继续选择生活在农村的老龄人口，他们是最脆弱和需要物质精神双重照料的群体之一。子女与后代都已选择了进城，传统的照料力量日益弱化。此时最应该承担此种公共照料责任的，当是地方政府和国家福利。不少地方都出台了对“留守老人”的特别眷顾责任，但是它远未成为一种稳定的制度安排。
流动是社会的活力所在，没有流动的社会，孕育不出希望与未来。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一个“家庭化迁移”的时代都在扑面而来，并且日益深化。何以迎接一个“家庭化迁移”的时代？这需要的，或许仍是从权利的角度来行动。既让进城者拥有越来越丰满的“市民权利”，也让那些仍然留守在农村的未流动人口不被遗忘。当每个人的权利都被丰富与补全，当每个人都被流动社会所打量到，流动也就更加具有了意义，社会也就具有了更多发展的后劲与可能。
（王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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