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骗”余波
即便在徐玉玉案成功告破案犯悉数落网之后,舆论的涟漪依然绵延不绝。毕竟,逝去的是一个花一样美丽而鲜活的生命,而夺去这个生命的电信诈骗依然是当下社会里一种顽固而强大的存在。
□王学钧
究竟谁该为徐玉玉之死负责?《工人日报》评论文章《不能放纵“诈骗齿轮”的任何一环》“总结”得最为全面:“到底是谁害死了徐玉玉?骗子?运营商?还是信息的泄露者?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然而,他们又都是这个齿轮系统中的一环,都在其中起到了传动作用。”
作为“诈骗齿轮”的紧要一环,电信运营商成为舆论拷问的重点对象。《北京青年报》评论文章《打击电信诈骗要找准“靶心”》将电信运营商的“不作为”作为打击电信诈骗的“靶心”之一,要求电信运营商对诈骗电话履行管理职责,大幅提高技术门槛,以大幅降低诈骗电话的呼出总量。红网《电信企业别成骚扰诈骗电话帮凶》更是直言,电信企业懈怠失职,已沦为骚扰诈骗电话的帮凶乃至“共犯”。
舆论拷问的另一重点是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新京报》社论《信息泄露,谁都可能是下个徐玉玉》认为,“如果个人信息不受到严格保护,个人信息流动越多,就越是被骗子扒得‘一丝不挂\’,无论我们学习了多少防骗技能,永远也赶不上骗子翻新的骗术。”《人民日报》时评《别让诈骗“私人定制”》直陈诈骗“私人定制”化的危险:“我们的个人信息在互联网世界里穿行,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甚至考研、出国、申请助学金等信息,构成了个人轨迹,一旦这些信息被人利用,精心‘量身定制\’了一套诈骗方案,那么我们很可能就会落入圈套。”《光明日报》也在《斩断电信诈骗黑色产业链》一文中强调个人信息安全问题的严重性,“电信诈骗伴随着手机、电脑等现代通信手段的迅速普及而产生,在几乎人手一部手机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可能遭遇信息安全危机。”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产生。媒体在探寻电信诈骗“病根”的同时,也努力给出应对之策。《深圳特区报》评论文章《电信诈骗,学会防还须从严治》强调“严治”,认为“只要坚决对违法犯罪分子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其气焰就不可能那么嚣张”。新华网评论文章《应对信息泄露和电信诈骗需要组合拳》则把“实人认证”作为防治电信诈骗的“第一道关口”,建议充分利用各种新的技术手段对电话号码进行“实人认证”。人民网《“信息泄露麻木症”该寿终正寝了》一文认为,“除了完善相关刑事法律之外,还要构建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完整法律体系,建立健全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基本法律制度。”《南方日报》评论文章《面对电信诈骗我们如何告别无力感》则主张,“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信息采集各端的权责,完善信息采集、使用环节的个人授权工作,改变随意使用个人信息的方式等。”
当然,在大多数论者呼唤乱世重典霹雳手段的同时,也有人发出“柔弱”的声音。教育专家熊丙奇从徐玉玉案中看到的是安全教育的重要性,他在《广州日报》发表《防范诈骗,安全教育不能缺位》一文,希望徐玉玉的悲剧能唤醒学校和家庭,“把对学生的安全教育落到实处,而不只是进行形式化、概念化的安全教育。”《长江日报》的《从徐玉玉事件反思“道德无用论”》一文则在电信诈骗治理的“技术主义思维”之外看到了道德教化的价值:“所有的恶都留待法律去打击遏止,任何国家可能都难以承担这样的法律成本。没有道德防线,只靠法律治理,必然有越来越多的人游走于法律边缘,或者挑战法律,警察法官是忙不过来的,就可能放任小恶,终使其积为社会大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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