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女去世让周作人更消沉
周作人于1929年提出“闭门读书论”,实际上是一种逃避。周作人面对历史风风雨雨,无可奈何,身处白色恐怖,又选择“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焉能有所作为?周作人只能沉湎于“凡人的悲哀”了。当他从报上读到胡适以犀利的文锋,批判国民党专制,并讨还“人权自由”,而受到当局排挤迫害时,看似心静如水的周作人,不由自主地对“五四”运动的旗手老朋友胡适产生深刻的同情。他写信给胡适说:“‘这个年头儿\’还是小心点好,拉伯雷说得对,‘我自己已经够热了,不想再被烤’。我想劝兄以后别说闲话,而且离开上海,最好的办法是到北平来……我总觉得兄的工作在于教书做书,也即是对于国家,对于后世的义务。”
尽管周作人的信中,弥漫出文人的世故之气,但胡适还是十分感动。他回信说,“至于爱说闲话,爱管闲事,你批评得十分对。受病之源在于一个‘热\’字”。胡适在信中,还引用了王仲任的名句“心喷涌,笔手扰”来表“最足写此心境”。
胡适在信中,对周作人来信中的一句“交浅言深”,颇“有点感触”。胡适十分动情地说:“生平对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读此信,相信读者会对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产生敬意:两人既开诚布公彼此人生选择与政治选择上的分歧,或公开论战于报端,或私下通信相劝；同时都遵循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愿意誓死捍卫你说这些话的权利”,尊重对方的选择和言论,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寂寥中的周作人,再受致命打击。1929年11月20日,在深秋肃杀的寒风中,他那如花朵般的十五岁女儿若子,不幸突然凋谢。
对于爱女的夭亡,周作人写《若子之死》记之:十六日若子自学校归,晚呕吐腹痛,自知是盲肠,而医生误诊为胃病,次日复诊始认为盲肠炎,十八日送往德国医院割治,已并发腹膜炎,遂以不起。用手术后痛苦少已,而热度不减,十九日午后益觉烦躁,至晚忽啼曰“我要死了”,继以昏呓。注射樟脑油,旋清醒如常,迭呼兄姊弟妹名,悉为招来,唯兄丰一留学东京不得相见,其友人亦有至者,若子一一招呼,唯痛恨医生不置。常以两腕力抱母颈低语曰,“姆妈,我不要死”。然而终于死了。吁!可伤已。
周作人这段文字,不仅写出爱女夭亡经过,特别是若子临终时神志清明,那一切言行,让人历历在目,不堪回首,更是写出作为父亲的周作人肝肠寸断、如触肿疡的刻骨悲痛,令人泫然。
从此,已四十一岁、意识到“人过中年”的周作人心绪忧郁,向执教的女子学院告假,“在家,终日怅怅无所之”。为了祭悼爱女,他在八道湾十一号寓所,设祭棚,请来众僧人,置道场,放焰口,诵经文。然后素车旌幡,将若子遗体置西直门外广通寺内,托僧侣诵经。后每逢忌日都诵经悼念,成为惯例。周作人乃受高等教育之人,自称是唯物主义者,他这么做,既是抚慰爱女在天国的灵魂,又是借此抚慰自己悲痛欲绝的心灵。更重要的是,他在表达对一切生命的尊重。
在若子逝世后的十二天,周作人在《世界日报》上连续两天刊登广告,将若子之死归罪于德国医院山本忠孝大夫误诊。这种涉嫌迁怒与报复的心理,有些失态。但误诊乃实情,联系梁启超之死、鲁迅之死,皆是外国医生误诊所致,周作人的做法,似又可谅解。
1930年1月5日,周作人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去冬十一月次女若子病故,心情恶劣,至今未能安心读书,自思对于死生别无甚迷执,唯亲子之情未能恝然。”
3月,周作人在《中年》一文中说,“中年是理智的时代”,应“用经验与理智去观察人情和物理”。但若子之死,他表现得并非“理智”。人啊,有时很难说清。
(摘自《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汪兆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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