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慈说鲁迅是“梁山泊上的大哥” 想找苏维亚式的女人结婚
“在内山书店后屋，我惊异地见到鲁迅和蒋光赤（即蒋光慈）在对话……诧异的是，他们不是在争论而是谈家常。”这是陆立之回忆1930年时看到的一幕，陆1925年加入共产党，1927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与蒋经国是同学，1929年秋回国，1930年被开除出党，后加入军统。
陆立之“惊异”，因鲁迅与蒋光慈在1927年至1928年曾发生笔战，蒋说鲁迅“发了老火，大肆咆哮”“失了理性”，是“素王”“梁山泊上的大哥”，而鲁迅嘲讽蒋的文章多达 1 0篇，并拿蒋光慈的名字开玩笑，称他是“蒋光X”“蒋光Y”“蒋光Z”。显然，双方都已上升到人身攻击的层面。
蒋光慈是著名文学家，1922年入党，被推为“革命文学第一声”，还是“革命+恋爱”写作方式的创造者，却最终被开除党籍。
为何蒋光慈与鲁迅结怨如此之深？双方后来又是怎么和解的？遗憾的是，双方和解不久，蒋光慈便因贫病去世，年仅30岁，这位颇有潜力的作家最终未能写出自己的最佳作品来。
蒋光慈本名蒋儒恒，生于1901年，祖籍河南省固始县，祖父蒋士成因避匪患逃到安徽霍邱，后代定居于此。
蒋光慈上小学时，从老师占谷堂那里接触到列宁主义，蒋曾赋诗称：“昔日思班子，今朝慕列宁。”（“班子”即班超）
1915年，蒋光慈考入固始中学，是该县唯一中学，因对校长刘春节不满，便狠揍了他一顿，因此被开除，后转入安徽省芜湖市第五中学，此阶段蒋光慈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曾写诗道：“此生不遇苏维亚，死到黄泉也独身。”苏维亚是俄国虚无党人，1881年因刺杀沙皇而就戮，在清末民初时被中国革命党人奉为榜样。
1920年春，蒋光慈化名蒋侠生，作为芜湖各界联合会代表去上海，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和中华民国学生联合总会相关活动，结识了陈独秀，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并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几篇稿件。
蒋光慈先在共产国际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1921年5月到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与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夫、澎湃等同学，并改名为蒋光赤。
在苏联期间，蒋光慈主要兴趣转向文学，且与苏联女孩安娜相恋，1924年7月，蒋光慈毕业即将回国，安娜表示愿和蒋一起去中国，被蒋拒绝，因蒋光慈当年与邻村王家女儿王书英订有婚约，为了躲婚，蒋光慈长期不回家。此外，蒋光慈内心中还牵挂着另一女性，即宋若瑜。
刚开始便结束的“仙境”
宋若瑜比蒋光慈小两岁，是开封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当年她读到蒋光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后，极表赞赏，与他建立了书信联系，蒋光慈曾向作家曹靖华打听过宋若瑜的情况，宋若瑜组织“青年学会”时，蒋光慈也加入其中。
蒋光慈去苏联后，双方联系中断，但蒋一直牵挂宋若瑜，在内心中，蒋将她定位为苏维亚式女性。蒋光慈回国后，宋若瑜已与余培之结婚，但婚后双方感情极坏。蒋光慈频繁给宋写信，宋亦很快回信。
1925年4月中旬，蒋光慈被分配到中共北方局工作，李大钊派他去冯玉祥部担任苏联顾问的翻译，在此期间，蒋约宋在北京相会。
1926年，蒋光慈与宋若瑜准备结婚，此前蒋家特意给王书英找了夫家，蒋光慈还送了500银元作陪嫁。
正在此时，宋若瑜突然病倒，经检查患了肺结核，在当时属“绝症”。一番治疗后，宋的状况有所好转，二人在上海正式结婚，回忆结婚前后的日子，蒋光慈曾说：“在法国公园里，我和若瑜并肩坐在荷花池边，互相依偎着，向那欢欣、圆满而晶莹的明月望去，两人默然不语，如被幸福的酒浆所溶解似的，恍惚升入仙境。”
然而，“仙境”维持时间太短，1926年11月26日，宋若瑜在庐山疗养地去世。
恋爱失败却开启了新的文学样式
正是在这一年，蒋光慈写出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轰动文坛。不久，蒋光慈又完成了诗集《哀中国》和小说《短裤党》。
对于蒋光慈的作品，鲁迅曾说：“蒋光慈的《短裤党》写得并不好，他是将当时的革命人物歪曲了的。”“以为若要选他的作品，则不如选他的短篇小说，比较好些。”
著名汉学家高利克先生也曾说：“蒋光慈从未亲历实际的革命……他的想象占据了支配权，以至于他对革命的想象如此主观、与现实格格不入，不能被视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蒋光慈笔下人物高度漫画化，革命党与反革命被图解成好人与坏人，且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艺术价值不高，但蒋光慈写了很多流浪汉、复仇者，猎奇味道浓，这种演义小说式的笔法迎合了当时上海小市民的趣味，使他很快便成了“著名作家”。
对于蒋光慈丧偶，郁达夫颇感同情，便于1937年3月将王映霞（郁达夫当时的夫人）的同窗好友陈锡贤介绍给他。二人初期感觉很好，郁达夫曾写信给王映霞说：“他（指蒋光慈）觉得陈女士纯洁，很可佩服，便更觉得陈女士态度好，以为是一个未经世故的可爱的少女。大约蒋先生对她是已经拜倒裙下了。”
然而，“四一二事变”后，大量共产党员遭屠杀，陈锡贤立刻与蒋光慈疏远。蒋光慈原本多署名蒋光赤，此时也改作蒋光慈。这段没有结果的爱情被写成小说《野祭》，而这也是“革命+恋爱”的开篇作之一。
两派相争，鲁迅倒霉
1927年10月，郭沫若痛感革命文学力量薄弱，提出“联合起来，共同办一个刊物，提倡新的文学运动”，“迎接将来的革命高潮”，郭沫若让郑伯奇、蒋光慈两次拜访鲁迅，邀他合作，鲁迅表示：“不必另办刊物，可以恢复《创造周刊》，作为共同园地，我将积极参加。”
1927年12月3日，上海《时事新报》正式发布恢复《创造周刊》启事，鲁迅居首，麦克昂（即郭沫若）排名第二，蒋光慈居第三。
然而，冯乃超、朱镜我、彭康、李初梨和李铁声等创造社作家刚从日本退学回国，再加上成仿吾，他们认为鲁迅已落伍，不能代表革命文学，极力反对与鲁迅联合。
为抢夺“革命文学”领导权，创造社作家们与太阳社（蒋光慈、钱杏邨、杨邨人等人发起的现代文学团体）作家们在媒体上展开争论。
1928年初，创造社李初梨称：“一九二六年四月，郭沫若氏曾在创造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革命与文学》的论文，据我所知之，这是中国文坛上首先倡导革命文学的第一声。”
钱杏邨马上反驳说，蒋光慈在1924年8月在《新青年》季刊上发表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学》才是“第一声”。
两派为表示自己更革命，纷纷指骂鲁迅，说他是“落伍者”“常从昏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但蒋光慈从未在文中点过鲁迅的名。
和鲁迅笔战一场
鲁迅忍无可忍，于1928年8月回以《文坛的掌故》，其中将蒋光慈称为“蒋光X”。
蒋光慈的笔名多的离奇，如蒋侠生、侠生、蒋侠僧、侠僧、光赤、蒋光慈、光慈、华西里、华希祖、华希理、华维素、华继宗、陈西里、陈倩华、陈情、维素、魏克特、魏敦夫、广慈女士等，鲁迅说“蒋光X”，未必有恶意，却激怒了蒋光慈。
1929年1月，蒋回以《鲁迅先生》，称皇帝才给臣民赐名姓，鲁迅自以为是皇帝，所以才称他“蒋光X”，并写道：“有人说，这是由于他（指鲁迅）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劣根性所致。我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不愿追究到这一层。也许他的根性是恶劣的，但是我不愿做如此想。”而“有人说”暗指周作人。
鲁迅应该读过此文，故在接下来的文章中又进一步将蒋光慈称为“蒋光Y”“蒋光Z”。
1929年，蒋光慈患肺结核，未经组织同意，擅自赴日疗养，回上海后，向田汉提出：“我需要一个爱人。”田汉便将南国社演员吴似鸿介绍给他，两星期后，从不喝酒的蒋酒后对吴说：“我现在是非爱你不可了。”第二天便叫出租车到吴的住处，将她和行李拉回家。
同居3个月后，吴似鸿向钱杏邨提出：“我希望光慈另找一个爱人来服侍他，我要上学去。”钱劝她说，如果没人照顾，蒋光慈的病会更严重，最后钱杏邨一家只好和蒋光慈一家住到一起，相互照应。
现实未能满足他的浪漫想象
1929年下半年起，“立三路线”渐居主导地位，左翼作家本已遭打压，随时有生命危险，仍被要求到街头散发、张贴传单，为新的革命高潮而“宣传煽动”。
蒋光慈说：“不过是暴露了自己，没有意思。”称自己是作家，写作才是主要工作，钱杏邨将他意见反映给上级，几天后上级回复说“写作不是工作”，蒋光慈一怒之下表示：“既然说我写作不算革命工作，我退党。”
1930年10月20日，《红旗日报》刊出《没落的小资产阶级蒋光赤被共产党开除党籍》的消息，称：“据熟知蒋光慈的人说：他因出卖小说，每月收入甚丰，生活完全是资产阶级化的。对于工农群众生活，因未接近，丝毫不了解。他又并没文学天才，手法实很拙劣。政治观念更多不正确，靠了懂几句俄文，便东抄西袭，装出一个饱学的样子，而实际他所写小说，非常浮泛空洞，无实际意义。其动摇畏缩，决非偶然的事。”
经此挫折，蒋光慈才理解到鲁迅当年主张“韧的战斗”的意义，所以陆立之说：“我注意到，鲁迅的神色怡然，并不激动，一面吸烟，一面和颜悦色地，似在劝慰什么事。蒋光赤（即蒋光慈）容颜疲惫，脸色青黄有病态，但他矜持的有些拘礼的样子，有谦恭尊敬的姿态。”
1931年6月，蒋光慈突然腹部剧痛，原来除了肺结核外，他又患了肠结核，此病极为痛苦，吴似鸿问他：“你怎样痛苦呢？”蒋光慈回答说：“人间的痛苦都在我身上呀！”
蒋光慈发出了革命文学“第一声”，却没写出足够好的作品，之所以写“革命+恋爱”，蒋光慈自己说：“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
8月31日，蒋光慈病逝。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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