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吴学昭先生的通信
钱钟书先生去世十周年前夕,一本名为《听杨绛谈往事》的书开始热销,该书的作者、吴宓先生之女吴学昭,是杨绛先生交往密切的朋友,她在杨绛口述往事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所见所闻及访问搜集的材料。书稿完成后,杨绛先生亲自修改、题签并作序,声明:“征得我同意而写的传记,只此一篇。”
此书在2008年读书界是一件大事,我趁着时机合适张罗着做一期关于钱和杨的专题。其中一篇,请吴学昭女士接受我同事刘琨亚的专访,谈《听杨绛谈往事》的缘起,谈她眼中的杨绛。三联书店的詹那达特别帮忙,他热心地为我们牵线,吴先生也拨冗接受了采访。此后,刘琨亚写就一篇一千八百字的文章《伟大的女性优秀的作家》。
专题是周日见报,我们的出版流程是,周四交稿,周五做版。周四晚,天冷,寒气逼人,十点多就恨不得被窝里看书取暖。手机响了起来,一看,詹那达。那达说,“吴先生昨天接受了记者采访,她觉得有个地方表述得不是很准确,怕记者理解有误,希望能直接与领导联络一下。是否能把你的电话告知她,或是你给她去个电话,解释一下?”正想着如何去电话时,手机又响了,010,哟,北京电话。传来一位女中音,京腔十足。她自我介绍:“我是吴学昭。”然后大概意思是,刘琨亚采访中有个问题,她回答了,但采访结束后,她一想,觉得没表述清楚。希望我能从中把下关,然后把稿子发一份到她的电子邮箱,让她看一下。整个过程特别礼貌、客气、温和。我心放下了,允诺稿子发与她审阅。
现在邮箱中,看到的有五封,主要是吴学昭的信,每封信都特别简单,有事说事,说完结束。
吴学昭与杨绛、钱钟书的关系的确错综复杂。她的父亲吴宓是钱钟书和杨绛在清华的老师,吴宓和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在清华学校是同事,以后一直保持往来。杨绛最小的妹妹杨必是吴学昭大姐吴学淑的同学。吴学昭最初听说钱钟书、杨绛的故事,主要是通过杨必。有了这几层关系,两家就属于世交。钱瑗去世以后,吴学昭开始主动帮助杨绛打理一些事务,接触多了起来。杨绛的谈吐幽默,思考敏锐,处事沉稳,眼光深邃,使她惊叹不已。她习惯把每次杨绛和她的交谈、杨绛的所思所想,都记下来。久而久之,竟然记了好几个本子,每次翻阅这些读“杨”笔记,都让她觉得获益良多。由此,吴学昭萌发了以听杨绛先生谈往事的方式为杨先生写一部传记的想法。“我觉得这些可贵的资料和感受,应与所有喜欢杨绛先生作品的读者共同分享。”一开始吴学昭还有点顾虑,自忖文笔不佳,杨绛未必答应。让她有些意外的是,杨绛先生欣然同意。
说实在的,如果不是因了《听杨绛谈往事》,我是不会与吴学昭有任何关系的。之前坊间传闻多多,一些书中或是网上的消息,也颇有微词。比如,她跟父亲吴宓关系很恶劣。“文革”中改名“萧光”,跟父亲划清界限,并训话,是吴宓先生深感痛心的事。“文革”后期,吴宓行将去世,当时其所在高校西南师范学院要吴氏姐妹前去照顾,但回复说,解放前我们母亲就与他离婚了,我们没有赡养他的义务!最后由吴宓妹妹吴须曼(吴宓本名为陀曼)接回老家,没过多久吴宓就离世了。吴宓死时,连葬礼子女们也拒赴,这时已经是1978年,离改革开放一步之遥。“文革”后,吴学昭返京,作为吴宓继承人,除编辑出版《吴宓日记》外,也为吴宓身后资料归属和吴宓传记发表等问题跟各方多有纠纷。比如,吴宓晚年的学生周锡光1973年前后从吴宓处取得了一些文稿、讲义等,1992年吴学昭起诉说周骗取了她父亲的文稿要求归还,最后周出示吴宓手迹:让周“永久保存”、“完全不须归还”的字条,才算了事……
历史真面目总归有人去评判。顾准去世前极希望见子女一面,也是没能见上,最后含恨而亡。顾准死后成名时,其儿女纷纷返回来要和舅舅陈敏之抢父亲的名誉权、著作出版权。陈寅恪年迈眼盲脚残之时,陈家女儿们除了要参加运动外,平时也不敢随意回娘家探望父母,以免招来批判。在斗争陈寅恪时,据说陈寅恪的亲属也有人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陈寅恪是大特务,陈家女儿也是特务”……
“笃实忠厚,聪明正直”,是杨绛对吴学昭的评语。
(摘自姚峥华著《书人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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