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未来的人会读懂我写下的历史
阿列克谢耶维奇(中)与陈晓明(右)对谈文学本报记者吉祥
8月19日上午,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来到上海书展,介绍其得诺奖后在中国出版的首部作品《二手时间》。这并不是阿列克谢耶维奇首次来到中国,早在1989年,她便随苏联作家代表团来华访问,二十多年后,再次来到中国,她的眼中“中国已经是另外的中国”,而苏联早已成为了历史,“俄罗斯或者苏联的问题是急于向过去告别,但对未来没有清醒的认识,一个人如果不知道什么是未来,会变得焦躁,更重要的是,感觉不到生活的希望。”
我想直面交织着黑暗与光明的苦难
早在苏联解体后的上世纪90年代初,阿列克谢耶维奇便开始了《二手时间》的写作准备,她的采访一直延续到2012年,这本书讲述了俄罗斯人在痛苦的20年转型期中的生活,以及他们为梦想破碎付出的代价。《二手时间》也是阿列克谢耶维奇“乌托邦之声系列”五本书的最后一本。“这五本书都是对红色时代实验的见证,我写作的时候能看到从列宁、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的问题。”她说,40年来一直在搜寻有关的资料,“我想知道苏联的社会主义为什么失败了,苏联最后为什么解体了。”
在俄罗斯,阿列克谢耶维奇真切地感受到了弥漫在人们心中的失败情绪。“他们没有去看西方的问题,只是痛苦地感觉到自己的失败。”她说,在众多小人物身上,她要捕捉的不是宏大的社会主义,而是家庭里的社会主义。“我一直想,要让这些小人物知道,前苏联发生了什么,他们为什么失去了过去,又不能走入当今的世界。”
阿列克谢耶维奇用了五到十年的时间写作《二手时间》,记者出身的她想尽一切办法寻找每一个人,“主要是那些既思考过去的事情,也在想未来的人。”当然,关于历史,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记忆,这就给作者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阿列克谢耶维奇说,采访的时候“猜测力”非常关键,要学会猜测出对方的所想所思。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在现场回忆了第一次阅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体验:半夜12点读到这本书,感到很震撼,坐在那里发呆。阿列克谢耶维奇对20世纪最重大的事情——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做出了思考和记录,阅读的过程中,陈晓明想起了美国著名作家菲茨杰拉德的名言:如果不是让你撕心裂肺的东西,你写它干什么?“文学并不是非得那么痛苦,但是我觉得,能够触动我们心灵的是关乎人类命运的写作,那些交织着黑暗和光明的苦难,是最有勇气的作家才会去直面的。”
我喜欢拆穿传说和神话
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很少出现“小人物”这样的词汇,在她眼中每个人都是普通人,都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在书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悲剧时,她以一个消防员妻子的视角呈现了“一个非常大的痛苦”。
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自己一直在讲述:一直试图去讲,战争中出现了什么,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出现了什么,苏联失败了出现了什么。她的讲述伴随着思考:为什么我们有古拉格?为什么我们的痛苦换不来自由?为什么我们不能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我让共产党员、自由主义者、无家可归者自己说话,我的写作被很多人认为本身就是(构建了)一个世界。因为这种题材的真实性,不是一个人写成的,是经过数百人之手写成的。”
对倾听的兴趣在阿列克谢耶维奇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她的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幼年住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乡下,她的一大兴趣是倾听村里的老人特别是老妇们讲故事,而早期对俄罗斯文学的阅读,让她的灵魂深处留下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人的烙印。俄罗斯文学天然的拷问意识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深深影响了她。有人说她是索尔仁尼琴的继承者,她对此欣然接受。
与索尔仁尼琴的遭遇有点相似,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创作时也面临着和当局的冲突。“和前苏联当局、现在的当局都有冲突,他们喜欢的是传说、神话,而我正是拆穿神话的。”阿列克谢耶维奇为此失去了工作,并被迫侨居国外。苏联解体后,回到明斯克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发现,她和这里的老百姓也有某种“冲突”,“他们都比较顺从,我一直反对专制。”
只能陪着他们一起哭泣
在《二手时间》的开头,阿列克谢耶维奇引用了德国哲学家费德勒·斯特潘的一句话: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记住,若恶势力在全世界获胜,要被追究的首先不是恶方的驯服执行者,而是善方的清醒服务者。她在书中也讲到了苏联时代形形色色的告密者,一位母亲在被逮捕的时候将女儿托付给了邻居,当她17年后终于回到家时,女儿已经叫了邻居“妈妈”,而戈尔巴乔夫时代解密的档案让她得知,她的入狱正是缘于邻居的举报,“她无法相信,最终选择了自杀。”
“我终生在研究善恶问题,但是我不认为两面性是一种恐怖。我在研究恶时,是以作家眼光看的。”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她要做的不是去统计多少人说了恶,而是怎么去讲述这些恶。“恶本身就是艺术,文学的艺术。”这一发现让阿列克谢耶维奇明白,恶不是道德问题,“我想起阿富汗战争中,看到了屠杀也看到壮观的场面,我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思考人们对邪恶现象的抗拒。这种恶,也有一定的吸引力,比如说,男性士兵对自己的服装和装备的喜爱。”
谈及未来的写作计划,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乌托邦之声系列的写作让她深感疲惫,接下来两本书她准备写爱情和老人,“我已经没有力量再走到塔什干的帐篷里,面对那些失去手、腿的孩子,我想这些孩子会永久地哭泣下去,我没法像外科大夫那样帮助他们,只能陪着他们一起哭泣。”对于记录的故事,她怀有信心,一位参与过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救援的直升机飞行员曾找到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位曾经身材高大如今因为核辐射瘦得只剩下骨架的飞行员请求她,一定要帮他记下亲历的故事。在活动现场,阿列克谢耶维奇重复了这位飞行员的叮嘱:“(这段经历)你不明白,现在的人也不明白,但未来的人会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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