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痴迷者能解味
1953年冬天,我12岁,因为5岁上学,所以那时已念到初中一年级。我早慧。那时受家里大人影响,已经读了《红楼梦》,而且很有兴趣。那时我家住北京钱粮胡同,胡同东口外马路对面,有家书店,我常去逛。有天在那书店里见到《红楼梦新证》,翻开看到有一幅“红楼梦人物想象图”,大吃一惊,因为我自己的想象,是从京剧舞台上衍生出来的,与那相距甚远。我就把那书买下来,回家捧读。似懂非懂,也难卒卷。但其中《迷失了的曹宣》和《一层微妙的过继关系》两节,令我有阅读侦探小说的快感。于是就跑到大人门前说嘴,惹得他们将书“没收”,拿去轮流阅读,然后我们家里就时时有关于《红楼梦》的讨论。
1991年我在《团结报》副刊上开了一个“红楼边角”的专栏,时不时发表些谈主流红学界很少触及的“边角”话题,比如“大观园的帐幔帘子”什么的,没想到我一个外行人的外行话,竟引起了周汝昌先生的注意,他公开著文鼓励,更与我建立通信关系,使我获得了宝贵的动力,不为只是一粒苔花而自惭,也学牡丹,努力将自己小小的花朵涨圆。周先生对我,正如胡适当年对他,体现出学术大家对后进晚辈的无私扶持。
周先生给我的来信,均系他亲自手书。由于他早已目坏,坏到一目全盲一目仅剩0.1视力的程度,因此,他等于是摸黑在纸上写字,辨认起来十分困难,但阅读他的来信,竟渐渐成为我的一大乐趣,而且过目次数多了,掌握了他下笔的规律,辨认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当然,往往时隔多日仍然不能认准的字,只能最后去请教他的女儿也是助手周伦苓女士。十多年积攒下来,已有好几十封。这些来信内容全是谈红,或是对我提出的问题的耐心回答,或是对我新的研红文章的鼓励与指正,更难能可贵的,是将他掌握的最新资料无私地提供给我,或将他最新的思路感悟直书给我。有出版社愿将周先生与我的通信出成一本书,供红迷朋友们参考,周伦苓女士也已经在电脑里录入了绝大部分通信,但一次电脑故障,排除后经格式化,竟将全部录入的资料丧失!不过相信通过再次努力,这本通信录早晚能够付梓。
我和周老虽有颇丰的书信来往,但我们见面的次数,十几年里加起来竟不过四五次而已。我去他家里拜访过他两次。他家的景况,坦率地说,破旧,寒酸,既无丰富的藏书,更无奢华的摆设,但在那里停留的时间略久,却又会感觉到有一种“辛苦才人用意搜”的氛围,一种“嶙峋更见此支离”的学术骨气,在氤氲,在喷薄。
周老原来的编制在艺术研究院红学所,他一不懂政治(大学有“大学政治”,研究所也有“学术政治”),二不善人际经营,因此申请退出红学所,人家也就乐得他退出,虽然还给他在红学会里保留虚衔,但学刊这些年基本上成了“批周园地”。也好。周老这些年一再申明,他不是什么“红学家”,更不懂何谓“红学界”。确实,周老何尝靠红学“吃饭”、“升官”、“发财”?他本是英文高手,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和一些人士同时被邀到美国参加关于《红楼梦》的研讨会,下了飞机,过海关,人家看见推车上那么一大堆东西,当然就欲细查,偏其他人士都不会英语,结果只好由周先生出面交涉,他告诉海关人员他们是一行什么人,为什么要携带这么多资料,因为他说出的英语竟是那么古典、规范,竟把海关工作人员震住了,这就好比有金发碧眼的美国人进入中国过海关时,忽然开口用典雅的汉语说道:“诸君,这厢有礼了。我们一行均是专业研究人员,因之必定要携带参加研讨会的丰富材料,盼理解,请通融……”美国海关人员听了,立即对他们免检放行。周老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散文,他的散文集也出了不少。研究古典文学他也不仅在《红楼梦》这一个方面,他以九十岁高龄,在《百家讲坛》录制播出的《周汝昌评说四大名著》,把《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的研究心得也表述得见解独特、生动活泼,大受欢迎,影响深远。他选注的宋代诗人杨万里、范成大的诗集几十年来不断重印。另外我们不要忘记,周先生还是书法家,他论书法的专著,鄂力曾担任特约责任编辑,在热爱书法的群众中影响也非常之大。
我不想援引某些人士对周老那“红学泰斗”的称谓。人会被捧塌。巴掌太响亮会拍死人。周老是个普通人。他只是痴迷《红楼梦》。曹雪芹喟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周老痴迷地研究了《红楼梦》一辈子,过了九十竟还有新观点提出,他称自己为“解味道人”,可见他的快乐并不是想当“红学泰斗”,更不想当而且远避“红学霸主”,他只是以对《红楼梦》不懈地深入体味有所解读而心生大欢喜。
惭愧的是,虽然周老不时有诗赠我,我旧学功底太差,竟不能与他唱和。但我心里一直充满对他的敬意与感激。我只能以这样的话语答谢他——唯痴迷者能解味,拥知音众当久传。
2009年4月11日完稿于绿叶居
(摘自《十二幅画》,刘心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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