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下文絮 □朱以光
我和他坐在玄珠湖的柳荫下。他随口吟诵“依然此柳，风吹雨打絮满头” （《吴梅村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是清人吴梅村写一代说书人柳敬亭的诗句。我脑海里也浮起了文学之柳的灿烂芳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低头品茗，那些诗句竟有了柳叶的清纯，尽管此时并非春柳依依或者柳絮满头。
我问及他最近的创作，他说，刚写完一个小玩意儿。他说得谦虚，我却充满了期待。妖媚的柔柳轻摆，有微风吹来悠悠凉意。
话题由我先前的散文《寂静的河流》生发到了散文或小说的素材、标题和立意。他对于我谈到的晚上率领饥民偷煮洋芋吃的“夜书记”的素材说那是“生活转化为艺术”（安德烈·莫罗亚论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语）中很难遇到的好题材，是个小说料子。有时候想好的标题和立意会在写作中改变，立意和标题或许就藏在文章的行云流水里，像一棵大树样生长着，随着主干和枝桠的成型以及树冠的繁茂，文体之美也悄然显现，比起先前“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般挖空心思的，还美得多。他抿了口茶，茶水在嘴里咝咝细响。比如刚才说的那个短篇，开始想的题目是一叭酽痰，是凸显主人翁要用一叭酽痰去复仇的立意。但写了三分之一，被报复之人的扭曲心理竟然与一把弹弓——弹绷子（川话）发生了关联，这个细节居然就贯穿了全部叙事，也贯穿了小说人物一生的怪诞行为。原来定好的题目只好改了，就叫弹绷子。带着欣然的语气，他说有时候写东西就是这样，随着情节的推进，会有意想不到的灵感闪现，让人着迷。
柳下闲谈，偶尔就插进几句朋友的近况，比如袁老师和哑鸣的诗，我当年热情过余用摩托送袁老师回家发生的一起躲不开的车祸，通江女红军西征遭遇马家军，我爷爷的旧事历险冤屈等。但这样的插曲权当是一种主题间的过渡，天南地北，率性而起，又率性而止。这正是山野之地喝茶闲谈的趣味所在，有如人生诸事在条条框框之外，要有枝蔓的旁逸斜出才更有滋味。不过闲篇终归形散神聚，大多还是在我俩共同的写作嗜好。
在今天，或许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阎连科的伟大，他的作品充满了寓言式的创造，是对残酷现实的艺术提纯。我谈起阅读阎连科《四书》的意趣，如麦田版的《四书》，以《天的孩子》《故道》《罪人录》《新西绪弗神话》四本书、实为四个小标题交错穿插，写黄河边第九十九育新区里一个孩子依照上边旨意统领着一群教授、学者、宗教人士、音乐家、作家等罪人，在赎罪自新中不得不逐渐变节屈就，违心炼钢，浮夸亩产，卖友求荣，以求自我解脱重获自由，但最终惨遭饥荒，吊死饿死，甚至偷吃死尸，最后，那孩子放走所有罪人，毅然将自己钉死在巨大的十字架上……
他说阎连科的其他书没读，但第一部长篇《受活》读过，认为是其荒诞的形式，尤其是其流畅厚实的叙事腔调使他痴迷，他早年的一些小说深受这种句子的影响。比方说“事情就这样成了”就是里面常出现的一句，后来他读了《圣经》才知道原来如此。正如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巨著一样，许多作家都是在以艺术的形式“追寻时间”的意味刻度。
谈到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三部作品，他尤其喜欢《活着》的线型简单结构，一家人到最后只剩下他一个老人的清晰叙述却揭示了深邃苦难人性。关于余华是蜻蜓点水，我们很快便转到了陈忠实及其《白鹿原》。
他背靠一棵柳树，深有感触地说，我们都应该学习路遥和陈忠实，写好一部书，我们就留住了时间，就没有被时间忽略或抹去。可当年他们也曾彷徨啊！路遥刚写完的《人生》就被《当代》杂志编辑周昌义在西安宾馆里否定了，要不是《花城》杂志和人文社的重读审稿，这个作品差点就湮没了。遥想当年，陈忠实是抱着写一部盖棺垫枕要与路遥比高下的心写《白鹿原》的。他和路遥都是在翻人生的第二道坎，第一道坎是任公社书记时因写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短篇，1976年后被免职。而路遥是县革委会主任，也是1976年后被免职的。他们都置之死地而后生，用文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视野。许多作家何尝又不是呢！他说他也是靠文学才从深山到县城到一个小编辑的。他叹了口气，说陈忠实写完《白鹿原》也茫然。为了吸取路遥被不公对待的教训，《当代》杂志派洪清波、高贤均两位编辑到陕西取走稿件，陈忠实觉得仿佛是连生命都交出去了。他老婆因孩子学费无着唠叨，陈忠实心灰地说，这事弄不成！咱就回老家养鸡，养鸡比写作来钱。不久，编辑室主任高贤均来电，说经三审通过，大作《白鹿原》同意刊发。陈忠实跌坐在沙发上热泪纵横，对老婆和孩子嗷嗷叫着，成了，咱把事弄成了！不用回老家养鸡了。
听着这样的故事，我痴迷、神往，由衷地替陈忠实高兴，尽管人间再无陈忠实，世上却永存《白鹿原》啊！他静默了一会儿，掷地有声地说，生活是大海，作家是渔夫，就看你从大海里能打捞起来什么。我点头，凝目着闪亮的湖水，深以为是并对自己说，还得像他们一样经受得起命运的风浪。
我和他坐在玄珠湖的柳荫下。他随口吟诵“依然此柳，风吹雨打絮满头” （《吴梅村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是清人吴梅村写一代说书人柳敬亭的诗句。我脑海里也浮起了文学之柳的灿烂芳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低头品茗，那些诗句竟有了柳叶的清纯，尽管此时并非春柳依依或者柳絮满头。
我问及他最近的创作，他说，刚写完一个小玩意儿。他说得谦虚，我却充满了期待。妖媚的柔柳轻摆，有微风吹来悠悠凉意。
话题由我先前的散文《寂静的河流》生发到了散文或小说的素材、标题和立意。他对于我谈到的晚上率领饥民偷煮洋芋吃的“夜书记”的素材说那是“生活转化为艺术”（安德烈·莫罗亚论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语）中很难遇到的好题材，是个小说料子。有时候想好的标题和立意会在写作中改变，立意和标题或许就藏在文章的行云流水里，像一棵大树样生长着，随着主干和枝桠的成型以及树冠的繁茂，文体之美也悄然显现，比起先前“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般挖空心思的，还美得多。他抿了口茶，茶水在嘴里咝咝细响。比如刚才说的那个短篇，开始想的题目是一叭酽痰，是凸显主人翁要用一叭酽痰去复仇的立意。但写了三分之一，被报复之人的扭曲心理竟然与一把弹弓——弹绷子（川话）发生了关联，这个细节居然就贯穿了全部叙事，也贯穿了小说人物一生的怪诞行为。原来定好的题目只好改了，就叫弹绷子。带着欣然的语气，他说有时候写东西就是这样，随着情节的推进，会有意想不到的灵感闪现，让人着迷。
柳下闲谈，偶尔就插进几句朋友的近况，比如袁老师和哑鸣的诗，我当年热情过余用摩托送袁老师回家发生的一起躲不开的车祸，通江女红军西征遭遇马家军，我爷爷的旧事历险冤屈等。但这样的插曲权当是一种主题间的过渡，天南地北，率性而起，又率性而止。这正是山野之地喝茶闲谈的趣味所在，有如人生诸事在条条框框之外，要有枝蔓的旁逸斜出才更有滋味。不过闲篇终归形散神聚，大多还是在我俩共同的写作嗜好。
在今天，或许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阎连科的伟大，他的作品充满了寓言式的创造，是对残酷现实的艺术提纯。我谈起阅读阎连科《四书》的意趣，如麦田版的《四书》，以《天的孩子》《故道》《罪人录》《新西绪弗神话》四本书、实为四个小标题交错穿插，写黄河边第九十九育新区里一个孩子依照上边旨意统领着一群教授、学者、宗教人士、音乐家、作家等罪人，在赎罪自新中不得不逐渐变节屈就，违心炼钢，浮夸亩产，卖友求荣，以求自我解脱重获自由，但最终惨遭饥荒，吊死饿死，甚至偷吃死尸，最后，那孩子放走所有罪人，毅然将自己钉死在巨大的十字架上……
他说阎连科的其他书没读，但第一部长篇《受活》读过，认为是其荒诞的形式，尤其是其流畅厚实的叙事腔调使他痴迷，他早年的一些小说深受这种句子的影响。比方说“事情就这样成了”就是里面常出现的一句，后来他读了《圣经》才知道原来如此。正如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巨著一样，许多作家都是在以艺术的形式“追寻时间”的意味刻度。
谈到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三部作品，他尤其喜欢《活着》的线型简单结构，一家人到最后只剩下他一个老人的清晰叙述却揭示了深邃苦难人性。关于余华是蜻蜓点水，我们很快便转到了陈忠实及其《白鹿原》。
他背靠一棵柳树，深有感触地说，我们都应该学习路遥和陈忠实，写好一部书，我们就留住了时间，就没有被时间忽略或抹去。可当年他们也曾彷徨啊！路遥刚写完的《人生》就被《当代》杂志编辑周昌义在西安宾馆里否定了，要不是《花城》杂志和人文社的重读审稿，这个作品差点就湮没了。遥想当年，陈忠实是抱着写一部盖棺垫枕要与路遥比高下的心写《白鹿原》的。他和路遥都是在翻人生的第二道坎，第一道坎是任公社书记时因写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短篇，1976年后被免职。而路遥是县革委会主任，也是1976年后被免职的。他们都置之死地而后生，用文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视野。许多作家何尝又不是呢！他说他也是靠文学才从深山到县城到一个小编辑的。他叹了口气，说陈忠实写完《白鹿原》也茫然。为了吸取路遥被不公对待的教训，《当代》杂志派洪清波、高贤均两位编辑到陕西取走稿件，陈忠实觉得仿佛是连生命都交出去了。他老婆因孩子学费无着唠叨，陈忠实心灰地说，这事弄不成！咱就回老家养鸡，养鸡比写作来钱。不久，编辑室主任高贤均来电，说经三审通过，大作《白鹿原》同意刊发。陈忠实跌坐在沙发上热泪纵横，对老婆和孩子嗷嗷叫着，成了，咱把事弄成了！不用回老家养鸡了。
听着这样的故事，我痴迷、神往，由衷地替陈忠实高兴，尽管人间再无陈忠实，世上却永存《白鹿原》啊！他静默了一会儿，掷地有声地说，生活是大海，作家是渔夫，就看你从大海里能打捞起来什么。我点头，凝目着闪亮的湖水，深以为是并对自己说，还得像他们一样经受得起命运的风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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