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无言，却奠定一生的原则 ——3位女委员讲述成长故事
[摘要]——3位女委员讲述成长故事
“敦煌女儿”樊锦诗：
既然选择了，就要好好干
年过七旬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委员，生在北京，长在上海，却扎根敦煌，从事文物研究50余载。这份选择和坚守，与她的父亲有关。
樊锦诗的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喜欢文化。樊锦诗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爱带她逛美术馆，看艺术展。她至今还记得当年看过的电影《出水芙蓉》，背过的《古文观止》。
樊锦诗第一次知道莫高窟，是通过历史课本。她一看到，就着迷了，并开始积攒有关敦煌的画片。这种兴趣越来越浓厚，直到高考时她报考了北京大学考古系。
1962年樊锦诗到敦煌莫高窟实习，单位有意留下她。“洞窟很震撼，但生活条件太差了，没有电灯，水又苦又咸，我真不想去那里。”樊锦诗说。父亲心疼她，就写了一封长信，请求校领导不要把她分配到甘肃。但后来她把信藏起来，毕业后还是去了敦煌。
父亲得知后，只说了一句话：“既然选择了，就要好好干。”
后来，樊锦诗每次回家探亲，父亲从来不问她敦煌有多苦，只嘱她要认真执著。
“其实那时候没想在敦煌干一辈子，结果50多年就这样过去了。我想我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和父亲的那句话有很大关系。”她说。
樊锦诗记忆中的父亲，不善表达，都是言传身教。母亲文化不高，话也不多，对孩子很严格。“我们去看电影，一毛钱一张票，除此以外，一分钱都不多给我们。”她说。
家庭，每个人成长过程中的第一个课堂。
家风，父母播撒在孩子心中的第一颗种子。
政协大会期间，新华社记者采访3位女性政协委员，倾听她们对父母的回忆，对家风的理解。
作家迟子建：
母爱如伞，阴晦给自己，晴朗给儿女
作家迟子建委员开始并不愿接受采访，但当得知主题是母亲，迟子建答应了，并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写作《额尔古纳河右岸》那年初春，一个雨雪交加的黄昏，正写得如醉如痴，电话响了。是妈妈打来的。妈妈说，我就在你楼下，我来给你送伞，今天早点回家吃饭吧。
没有比写到亢奋处遭受打扰更让人不快的了。我懊恼地对妈妈说，雪有什么可怕的，我用不着伞，你回去吧，我再写一会儿。妈妈说，我看雪中还夹着雨，怕把你浇湿，你就下来吧！我终于忍耐不住了，冲妈妈无理地说，你也是，来之前怎么不打个电话，问问我需不需要伞？我不要伞，你回去吧！
挂断电话，听筒里的声音消逝的一瞬，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犯了最不可饶恕的错误！我跑到阳台，看见飞雪中的母亲撑着一把天蓝色的伞，微弓着背，缓缓地朝回走。她的腋下夹着一把绿伞，那是为我准备的啊。我想喊住她，但羞愧使我张不开口，只是默默地看着她渐行渐远。”
迟子建后来写了篇文章《龙眼与伞》。她说，母爱就像伞，把阴晦留给自己，而把晴朗留给儿女。母爱也像那一颗颗龙眼，不管表皮多么干涩，内里总是深藏着甘甜的汁液。
迟子建说，妈妈结婚很早，所以，她们的关系，有时是母女，有时是姐妹。母亲是她的第一读者，有一次还挑出她文章里的失误之处。
迟子建说，妈妈喜欢接济别人。她家在大兴安岭，记得小时候，粮食还定量供给。哪个邻居有困难，妈妈都会借米、面给他们。“我家的咸菜都是一盆一盆往外送，结果才刚春天，家里就没咸菜吃了。”迟子建记得这样的细节。
迟子建说，她的外婆也是这样的人。在那个饥饿年代，只要家里有一点米，外婆就要接济邻居。有一次，家里只有一把米了，外婆就去地里收了好多烂菜，熬了一锅菜粥，分给邻居喝。
“这就是家风，淳朴、厚道。外婆传给妈妈，妈妈传给我们。”迟子建说。
“报人之后”李东东：
尽职尽责 做就做好
政协大会开幕后的一天晚上，曾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的李东东委员，给母亲打电话，说很想念她。91岁的母亲说，在电视新闻里看到她了，“不要惦念，好好开会，要尽好一个政协委员的职责。”
对于尽职尽责的理解，李东东最早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
李东东的父母都任职于人民日报。父亲李庄担任领导职务，一生波澜壮阔大起大落。“我父亲在抗战烽火中离家投身革命，从此‘小家\’让位给了国家。”李东东说。
她说起一段往事：父亲刚进北京城时为了恶补文化，与两位同事相约学习马列著作，每天至少读两小时。父亲在报社值夜班，一般凌晨5点下班，回到家再读两小时，睡觉时已是上午……
母亲虽不像父亲那样辉煌，但在李东东看来，她严谨认真，从容淡定，从不抱怨。
“她做事情要么不做、做就做好的要求，成为我做事追求完美的根源。”李东东说。
母亲对孩子们的学习要求很严格。小时候，哪怕寒暑假，也不允许孩子纵情玩乐。母亲给孩子们买来古今中外经典名著，一句一句教儿女背唐诗宋词，还要挨天检查作业。
李东东认为，一个人能以较好的风度、得体出席各种社交活动，也得益于母亲的严格家教。她们姊妹从小就被要求，女孩子坐要怎么坐，站要怎么站，笑要怎么笑；吃饭时不能出声，包括吃面条不能吸溜；与人谈话时要诚恳专注地看着对方的眼睛，不能打断对方讲话；无论打电话还是接电话，通话结束时都要后放下电话等。
李东东说，父母很注意不让他们滋长干部子女的优越感。从小时候起，母亲就注重锻炼他们的生活技能，钉扣子、补衣服、缝棉被、织毛衣……
“直到今天，只要做，仍能做得像模像样。”她说。
父母进入晚年后，李东东曾两度离开北京工作。“为国尽忠和事亲尽孝，常常在我心中纠结。”李东东说，可父亲从来没有埋怨过她，父亲常对她说：为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尽孝，好好工作。
李东东说，家风无言，却可以奠定一个人一生尊崇的做人做事基本原则。父母没有说教过做人做事的道理，而是用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做了子女最好的教科书。（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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