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芙康我祖籍渠县黄泥两岁离乡背井迁居达州粗略算算回
·任芙康·
我祖籍渠县黄泥，两岁离乡背井，迁居达州。粗略算算，回过三十余次。最近十年清明，坚持返乡祭祀。故人逐年增添，就连平辈兄姐，亦有数位，性急先去。至今年四月，需叩拜的坟头，已达二十二座。回想六十多年，辗转渠县北部乡下，县城于我，成为遥不可及的念想。今日如愿以偿，仰仗贺享雍作品研讨。若无此次盛会，说不定，终我一生，无缘进城。
虽对县城生疏，却有四十七载的绵延，县公安局始终放我心上。1967年1月，从北京“串联”归来，受五爹托付，回老家送毛主席像章。凡直系亲属，不分老幼，四十多口，每人一枚。到家转天，碰上大队书记被扣上高帽，押游院落、田畴，在大队小学批斗。有位堂兄领喊口号：“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堂兄文盲，但激情似火，振臂一呼，竟将打倒与保卫的人物，完全颠倒。顿时场面失控，对立面蜂拥而上。推搡中，一位长辈帽子掉地。有人眼尖，发现帽内所垫报纸，是一张整版毛主席画像。眨眼之间，揪出我家两个反革命，当即五花大绑，押送九十华里外的县城。慌乱中，亲属们挑出十余青年，含愤尾随而去。次日中午，两班人马返回。我方完胜，人人吐气扬眉；对方大输，个个垂头丧气。原来，公安局听罢两边申述，当即裁决：一，关于口号问题，你们说他喊错，他们说他未错，均无证据，等于没错；二，关于报纸问题，红太阳印在报上，报纸装进帽子，帽子戴在头上，恰是最大崇拜，毛主席至高无上嘛；三，关于立场问题，出了两位红军（我三爹和五爹）的革命家庭，热爱领袖只嫌不够，岂有反对之理？斯时社会无序，动辄得咎，渠县公安局疑罪从无，删繁就简，快刀斩乱麻，实为高妙之策。如缺乏明断，群众认定的“坏人”，送来就收，势必人满为患，关人的房子，不挤破才怪。
回到文学话题。最近二十多年，我一门心思，张罗一本叫《文学自由谈》的刊物。诚如刊名，《文学自由谈》竭力于表达民意，试图告诉读者一个相对真实的文坛。一切作家、作品，一切文学事件、文学现象，都可以一视同仁地成为《文学自由谈》质疑、评点的对象。换言之，我成天处心积虑的，就是唯恐文坛不乱。为确保刊物版面放言无忌，通常拒绝参加作家的作品研讨。其顾虑不言自明，拿人手短，吃人口软。但这回另当别论。听到老家县委宣传部召唤，毫不犹豫，应命而来。效劳家乡作者，向来尽我所能，从不避嫌。在此之前，先于研讨会，已在《文学自由谈》刊发向荣与贺享雍关于《乡村志》的对话。可以断定，已经问世的和即将出版的，合在一起，贺享雍的十册长卷，对渠县政治、经济、历史、风俗、宗教诸多层面，皆具特殊的史料价值和档案意义。亦可大胆想象，随时光推移，经纶满腹的《乡村志》，必成川东北地区社会演变的百科全书。
因长期人稠粮稀，老家方圆诸乡诸镇，待客除外，凡家常便饭，常过量掺水，以应对缺米之炊。久而久之，衍化为难以更易的习俗。便有外地“饱汉”幸灾乐祸，用“稀饭县”来别名渠县。说是飞机翱翔中，忽闻一片“呼噜”，空姐安抚乘客，无需紧张，此刻飞越渠县地盘，该县人民正喝稀饭。故乡民众任人取笑，毫无自卑，反有自得。倒是我小肚鸡肠，时时心有戚戚。改革开放不久，远在北国谋生的我，获知老家分田分地，百姓生活改观。遂心潮起伏，摇笔抒情，写下《稀饭县的变迁》，发表于1980年（或1981年）《人民日报》。近读贺享雍《乡村志》，小说中“稀饭县”一语，撞击五脏六腑，萌发联翩浮想。我母亲一生，酷爱稀饭，并精于熬制，掌握十数种做法。老人家如连吃几顿干饭，定会端碗叹息。母亲八十六岁离世当天，还上街买菜，午餐、晚餐的主食，均为稀饭。细想起来，等于是稀饭送终，功德圆满。且看周围，不少中年以上的熟人，如今喝粥度日，已呈常态。远望大江南北，众多前卫男女，莫不以食粥为时尚。更有国医圣手，鼓吹粥食入嘴，赛过灵丹妙药。历经悠悠岁月，家乡人讲究口舌舒坦，注重肠胃通泰，绝非细枝末节，而是饮食养生。博大精深的渠县稀饭，誉为“华夏第一粥”，理应资格满满，受之无愧。
2014年9月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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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暂未做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