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立杨：辛亥革命之要义，既争一时，亦争千秋
适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著名作家、学者伍立杨先生推出了他的新著《中国 1911》，此书问世后，一直位列新浪图书销售榜的前列。本报连载该书(节选)后，亦收到了良好反响。近日，记者采访了伍立杨先生，听他聊新著，谈辛亥，讲历史风貌与人文精神。□记者 郑连根
伍立杨，1964年生，回族。198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其后长期任人民日报社记者，主任编辑。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9年底调赴海南某报业集团供职。曾获文汇报全国随笔大赛一等奖第一名，及全国报纸副刊优秀作品奖多项。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史论、随笔等著述20余种。代表作有《铁血黄花》、《烽火智囊：民国幕僚史》等。
现为中国作协会员、海南省政协委员、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谈文言文：文言文是一种古色古香的美的存在
记者：很早就注意到，您的语言与别人不一样，有自己的特性和魅力。周泽雄曾评论您的语言有一种贵族倾向，似乎为了证明自己秉承一种高贵的“文言”传统。您对语言的看法是什么样的？比如对当下一些通俗近乎于戏谑的历史叙述语言，您如何看？
伍立杨：文言文是中国人内心的东西，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使文言文中产生了许多漂亮的句法和表达方式，思之无尽，味之无穷。然而，意识形态的转换，生活空间的转型，世人好尚的转变，终使文言文的气味日渐稀薄，影响日趋缩小。
文言文是一种古色古香的美的存在，现代人的文章中，若真能保留一些古文的神味，或能自古文的风调脱胎而来，于文化建设是一桩大幸事，于文章本身，也可以摒除单调肤浅而渐趋丰饶。当然，那种糟蹋语法词汇，徒然在表面做手脚的伪文言，一知半解，文品卑下，只能贻人笑柄，应该尽早剔除。
高尔基说过，语言不是蜜，但可以粘住一切(大意)。这大概是就文学而言，其实文史最终意义上难以分家。通俗近乎于戏谑的历史叙述语言，它能粘住什么东西呢？传统的馨香，西方的智慧，与之毫不沾边，于是文化的精义、文采的飞扬两失之。
谈新书：写《中国1911》，我是下了工夫的
记者：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出版界也出现了“纪念辛亥革命热”，现在市面上有十多种以辛亥革命为主题的新书。我注意到，您的《中国1911》自面市以来一直位列新浪图书排行榜前列，您能否谈一谈这本书与其他的辛亥革命书籍相比有什么不同？
伍立杨：最近一段时期，写辛亥革命的著作浏览不少，不过颇感失望。失望的结果，也促使我一头扎进原始材料，来寻根究底，探求真相。
跟风是被某种热流所裹挟，一种是观点跟风，没有自己的思想，矮人观场，随人道长短；一种是史实跟风，不知如何切入源头史料；一种是文笔跟风，机械模仿，种瓜得秕谷。
现在一些辛亥革命的著作，重在“反思”，其中一种较流行的是“革命压过了立宪，激进压过了改良”，反思的结果，认为以后的历史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大概是革命挤兑了立宪派。仿佛同盟会让着立宪派一点，清廷就拱手奉送了，历史流向就万事大吉了，这种“省事儿”的心理导致其离题万里。
还有的甚至说：“辛亥革命最大的影响，不在于结束帝制中国……”这是“反思”过度的结果。就辛亥革命影响而言，没有什么比终结帝制更为重大的了。为表示有见识而“反思”，几近危言耸听。
本人德薄能鲜，不敢说这本《中国1911》有什么新创建，但敢说它并不是一本跟风之作。为了写这本书，我确实下了一番工夫。
记者：听认识您的朋友介绍，您收藏了许多晚清民国史方面的图书。他说，有一次他去旧书摊买书，发现一本他认为非常难觅的晚清民国史著作，打电话给您问您是否需要，您竟然告诉他在十多年前您便已经读过了。您阅读过的晚清民国史类图书大概有多少种？
伍立杨：我在1990年代中期，就节衣缩食，个人购置了《民国丛书》第一编，这里面有数百种影印著作。虽然它的论述范围上起三代，下迄民国，但都是民国的文化人、学者所著，其中也有狭义的民国人物事件著述。个人购置这样的丛书，似乎比较少见。至于近年大陆出版社所出民国史图书、年谱、回忆录，从《孙中山先生年谱长编》、《蔡元培年谱长编》……到易见的《白崇禧回忆录》，再到难见的《白先勇回忆录(纸本)》、《曹汝霖回忆录》……只要一般写家说得出书名的，鄙人几乎都有收藏，阅读。加上极其难得一见的《杨森回忆录》、《许朗轩传稿》等等，也都辗转收藏了。如许朗轩的回忆，它对于那个近年频频出现于电视剧荧屏的郭汝瑰，就有类似钟馗作法的说法，从而对历史人物作出严正而非偏颇、坐实而非演绎的解读。
记者：您此前就出版过晚清民国史的研究著作，您能否谈一谈这本《中国1911》有什么新史料或新观点？
伍立杨：首先是对旧材料的解读，譬如熊秉坤的回忆，早在辛亥革命回忆录中，已经面世数十年，但一般而言，引用者甚少，但笔者注意到了，并据此笃定了孙中山先生对于辛亥革命以及武昌首义的精神领袖的确凿不移的地位。
坊间也有一些论文，对于共进会、文学社与同盟会的关系，搞得仿佛陌路之人一般，实际上，部队渗透情形相当严重，绝对是以同盟会为总指导，陆军中小学学员、党人、团体均有人在部队中串联……这是对旧材料的新解读，所得出的结论。
又譬如，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这是旧的材料，而万耀煌先生《辛亥首义答客问》、张任民《我参加辛亥武昌起义忆述》，则全是史料的运用。这一类材料，敢说在大陆2010年以前出版的辛亥革命著作中，还从未见到征引及发挥。
新材料可以引发出新结论，这是毫无疑义的。就以张仁民《我参加辛亥武昌起义忆述》而言，道及起义后武昌城内的杀戮(见本书《最绚亮的抗暴》一节)，则对阐述定点清除(即革命党人对清廷大员的暗杀)的意义，具有根本上的证明作用。历时十余年的定点清除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核心部分。武昌起义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在定点清除的基础上的推导和推倒。定点清除的效果，较之武昌起义的拖泥带水，民众死伤，不可同日而语。这从亲历者的回忆来看，尤为警切。
谈晚清民国：他们那一代人有文经武纬之气质
记者：晚清至民国期间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您能否谈一谈这一时期您最欣赏的人物？不仅是如孙中山、黄兴这些已经被大众所熟知的英雄人物，还有一些被历史遮蔽但也值得抒写的人物。
伍立杨：如像孙中山先生、黄克强先生，那是温文尔雅，气象伟大的绅士，具有绝世罕见的人格魅力。
在晚清时代，如像罗泽南先生，所谓板荡识诚臣，受苦受难的程度上，则风浪愈烈，愈加凸显考验的程度。这就是菩萨修行的难行道。
民国前期、中期，像俞大维先生，对于民国时期中国民族解放的抗暴事业，做出过罕有的贡献，半生戎马，半生书生，他对现实中危急存亡之秋的伟大的爱国者，表现出深沉的敬意，他也有他的英雄崇拜情结，景仰饱经忧患、屹立不摇的伟人。
美军史慕德中将赞美他：俞大维先生是一位令人仰慕的君子，一位令人惊奇的思想家。为其平生所遇最有学问者之一。他多次出生入死，也曾碧血染征袍……
又如被一般文史文章称为“邱疯子”的邱清泉将军，一点都不疯，他的诗作深蓄着人生的慨叹，郁怒与悲切激起情绪的跌宕，均颇能见其心中辛酸之块垒。我曾将邱先生诗作楷书恭录，出示流沙河先生、周济夫先生、宋晓伦先生等旧体诗家，均感讶异：邱清泉的诗写得那么好？！
记者：您已经研究晚清民国史数十年，这段历史给您的最大启发是什么？
伍立杨：这是一个具有超卓活力的时代，是一个新战国时代，是文化教育绽放奇彩的时代，是军政转型名将辈出、谋士如雨的时代。那个时代的读书种子层出不穷，令传统有价值的层面得以薪火相传。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 古今一贯的民权元素和抗暴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也是一个兵燹处处、战火熊熊的悲剧时代，千载未有的变局影响了此后所有人的人生形态。
谈读史热：读书宜读旧版书
记者：今天喜欢读历史类图书的人似乎多了，但很显然，今天也处在一个历史类图书泛滥的环境之下，那么对有读史需求的广大读者们，您能否给他们提一些读史书方面的建议？
伍立杨：今天即近十数年中，所产生的读史热，有不少教授、学人、作家、自由撰稿人、网络作家切入大历史、各个断代史的写作，当然也包括层出不穷的民国史著述。但不妨武断地说，还没有一部接近民国史学家的著述质量，更谈何超越！！
看看那个时代的作者，梁启超、王国维、萨孟武、陈垣、吕思勉、王桐龄、萧一山……他们的文字如精神强心针一般，其雅懿之度，朴茂之色，澹宕之气，宏富之学，卓绝之识，隽永之味，合一炉而治之，即极短之小札也并有尺幅千里之势。兼有长风振林、微雨湿花之美，他们的文字，真正是如董桥所说的那种“荡漾着优越感的语文”。
读书就读旧版书，即经过时间沉淀的经典书籍，这是极聪明的选择。
谈辛亥革命：既争一时，亦争千秋
记者：众所周知，历史教科书上所描述的辛亥革命有概念化之嫌，正因如此，今天的人们才不断地重新挖掘和认识辛亥革命。那么，到今天，您觉得今人到底该如何理解辛亥革命？
伍立杨：辛亥革命要追求的是民权，要建立的是民主宪政制度，因此是一场要变制的民主革命。这和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是有着本质的区分的，那是一群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为着改变老古中国的体制构架，而实施史上前所未有的体制的拉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只是因为清王朝关系到明朝的覆亡，所以民族主义为一历史的连贯以及深潜的脉络，乃题中应有之义，但归根结底落点在政治革命，建立民治、民有、民享的还权于民的现代社会。
再者，作为当今的年轻人，不宜再以成王败寇那一套庸俗的历史观来观照辛亥革命。我们说它实施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革命，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将老古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和现代民主政治作了恰如其分的融汇。其影响的深远，会在历史的不同阶段表现出来，有极其珍贵的人本价值。狭义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不久之后遭到重大挫折，但在辛亥革命的后半幅它却取得了圆满的功德。而且在辛亥革命后半期，启蒙运动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我们理解辛亥革命，不宜着眼于某个狭小的历史空间，而应看到，辛亥革命的要义，就是既争一时，亦争千秋。
记者：辛亥革命的成功与清廷的崩溃紧密相连，百年之后，反观这段风云激荡的历史，您认为清廷崩溃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辛亥革命对今天最重要的影响又是什么？
伍立杨：晚清以来，不是有洋务运动和宪政改革么？但它不免失败，其教训在于，新政并未真正落实，是一种假改，以及无限期拖延，至于其已经实施的新政，并未真正施惠于民，反而更深化了民间的苦难，清廷的倒行逆施、一意孤行，加重了内忧外患，反过来又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
今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时曾剀切地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协调推进，这是因为世界上一切事物不会是亘古不变的，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只有不断地改革，党和国家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总理的话语，也确切说明了辛亥革命对今天最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领导人讲过，“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始终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参见1996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
记者：《中国1911》本报连载刚结束，您最想对读者说些什么？
伍立杨：志士过时有余香。缅怀百年前的往事，无法不生出无限的感触。人类为生存奋斗，难与易纠绕不休；然而做到抛却私念，从出生入死的险峻生涯中去致念自由与民族生存之奋斗，非大无畏的民族精英斗士不能为。顾念珍惜先贤的遗爱，才不负先贤取义成仁的深切的初衷。感谢读者朋友的厚爱，祝《济南时报》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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