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首位农民工人大代表吧
如果按社会阶层划分，无疑胡小燕是全国人大代表中代表人数最多的——1:1亿。
她是一名农民工。
2008年，也就是十一届全国人大开幕时，出现了历史性突破:胡晓燕、朱雪芹和康厚明3位农民工跻身中国最高权力机关——此时距农民工开始背井离乡进城务工已近30年。此时中国农民工队伍已经发展壮大到3亿。按当选时间，胡小燕则成了突破中的第一。
为了不负重托，胡小燕开始了自己的议政苦旅。从通过媒体公开手机号码，而后每天疲于应付几千个电话而不得不关机；从完全不会写提案到密集参加各种培训提高议政水平，从面对媒体的面红耳赤到逐渐应对自如的外交辞令；胡小燕在学习中成长，但始终没有放弃。这至少说明：她不甘于当盆景甚至有关部门的形象工程，也没有让信赖她的亿万农民工兄弟姐妹伤心。
但履职终于成为她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
两年后，中国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回顾两年履职历程，对广东媒体发出一声叹息：“有职无权，只能干着急”。旋即引起媒体广泛关注。
肯定有她自身继续提升自身参政议政能力的问题。但这已不是关键症结。
尽管中央一直强调要增加基层代表的比例，但实际操作中，这样的名额往往会被企业家和干部巧妙地蚕食，胡小燕等3位代表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孤独——3亿人只有3个直接利益关联人。两年任期，胡小燕一直感慨“太忙了”——每天接到几千个电话和几百封求助邮件，每天凌晨三四时手机仍响个不停。关掉手机后又被口诛笔伐为脱离群众，当面找她求助解决不了问题则指责她耍大牌和无能。
相对来自强势阶层的代表，胡小燕们履职的现实负荷也要沉重许多。比如胡小燕从最基层干起，虽通过竞争上岗成为车间副主任，但拥有一对双胞胎女儿的她工作生活压力巨大。去年9月，胡小燕把在四川广安家中上初一的一对女儿接到三水读书。胡小燕的丈夫刘加明说，尽管妻子是优秀外来工，接收女儿的学校没收借读费，但每个小孩一学期1500元的伙食费、住宿费还得交。孩子大了，每周还需零花钱。目前，她家小屋只有十多平方米，跟工友们的没什么区别。除了一台电视机，屋里没什么值钱的家当。
这说明，在中国人大代表专职化时代到来之前，如何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将更多的资源赋予基层人大代表，缓解其生存压力，解除他们参政议政的后顾之忧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更重要的是，尽管法律赋予了人大代表监督质询政府的职能，但现实中，身处弱势地位的基层代表，本身调动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相当有限，经常会受到权力机关或明或暗的阻挠甚至打压，尤其是农民工反映的问题往往既影响地方政府形象，又威胁社会稳定，加上涉及的利益盘根错节，人大代表想铁肩担道义，估计也承受不了各方重压——他们下有单位，上有组织，完全独立履职的可能微乎其微。我跑过多年两会，经常在一些地方团，看到基层代表被地方人大征用为临时工，去通知开会和发材料。不想干？那意味着还想不想当代表了！
被基层代表寄予厚望的媒体，首先不是权力职能机关，除了利用两会期间大力呼吁会有显著效果外，对基层代表平时履职遭遇的难题也回天乏术。何况，从现实利益考量，追官热、追星热不仅更能引起轰动效应，也更安全。这样的结局是胡小燕们亮相时可能万众瞩目，但随后的声音逐渐被各种脱离实际的名人权贵高论淹没。
记得温总理引用过这样一句感人的诗：卫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来自基层的代表毕竟更能直接反映来自基层的权利诉求。
胡小燕的履职之困是一道尖锐的考题：如何通过更科学、更完善的制度设计，让基层代表获得更多议政席位、更多资源手段，更自信、从容、专注履行人大代表义务，应是当下关键。
新闻推荐
【本报讯】 为确保今年世博会期间四川省供沪动物及动物产品质量安全，昨日，省兽医局下发《关于加强上海世博会期间动物及动物产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根据通知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