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市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研究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陈套
新时代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目标，形成强大的基础研究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拥有世界一流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吸引汇聚一流的人才和团队，科技创新文化氛围浓厚，完备的工业体系、产业体系是其基础和前提。科技创新要以国家战略需要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为核心，聚焦国家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不断提升科技供给对教育、就业、医疗、食品药品安全、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等支撑水平，增强人民对科技创新的获得感，保障和满足人民对高质量科技供给的需求，依靠科技创新建设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体系，让人民共享世界科技创新成果。在工业产业领域，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占领产业链条的中高端，具有在制定产业利润分配标准方面的话语权，形成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和一流的企业。
以合肥为例，正在加快建设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强化创新的源头供给和创新引领，建设了一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取得了量子通讯、核聚变能源、强磁场科学等领域国际领先的前沿科技成果。合肥市研发经费超过200亿元，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超过61万人，各类专任教师超过10万人，工业企业研发人员超过5万人，研发经费投入137亿元，其中来自企业自身经费占比93%；新产品销售收入超过2700亿元，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18.6亿元。合肥市发明专利授权量占比23%。积极实施新时代“江淮引才计划”、安徽人才30条、科学中心人才10条等人才政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也为合肥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注入了活力。
从管理学的视角来看，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要注重打通五大机制，包括功能造血机制，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过程流动机制，畅通成果转化“肠梗阻”；要素流动机制，激活成果转化要素流动；激励约束机制，激发成果转化各方积极性。人才和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创新红利转化。
1.强化创新成果源头供给，加速科技创新的造血功能
基础性科学研究创新能力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和关键核心技术是讨不来的，买不来的。跟踪模仿和引进吸收再创新、模式创新在经济发展到高阶阶段后，不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就会受制于人，处于发展被动。要注重集聚创新资源，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源头创新中不可替代的作用。高校在基础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下功夫，推动“双一流”高校和学科建设。国家驻地科研院所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制化优势，在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上发力，推进建设世界一流科研机构。注重国家高校、院所和地方高校、院所之间的联动和优势互补，功能差异，地方高校、院所主动对接和加强创新联系，与企业联合创新，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强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向市场的转化，优化产业结构，推动高质量经济发展。产业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也为基础创新提供支撑、保障。聚焦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发挥引领性科技成果在促进产业发展和培育方面的“头雁效应”。应用开发型研究所要在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上聚焦，注重集成创新和基础研究成果的技术转化，解决企业技术难题，应用型研究所和新型研发机构要发挥创新活力和鲶鱼效应，为企业提供二次研发、技术咨询、新产品开发、生产线改造、加工和检测服务，提升企业技术升级空间，向产业链中高端发展。
2.畅通过程流动机制，防止科技成果转化“肠梗阻”
高校、科研院所应注重高质量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发挥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功能作用，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衔接原始性创新成果。基础研究不会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也不能很快转化到产业中去，原始创新的成果还需要企业研发能力的提升来衔接。对一些可能形成产业发展动力的创新成果，企业缺乏衔接二次创新的能力和研发投入风险，没有进一步研究；而这部分不属于科学原创发现，现行考评体系下，高校和科研院所缺乏研究动力，出现原始创新成果搁浅、成果转化二次创新的能力不足和动力不足的“达尔文死海”现象。科技成果转化从实验室到中试再到市场产品，这一系列过程需要政府、企业、孵化器、中介、金融机构、高校和科研院所多方协同。政府需要强化在制度举措、政策法律，资金引导、考核评价、编制管理、人员，平台、税收，研发创新平台、技术转化平台的定位等方面着力，加大金融机构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撑，在驻地的中央高校、科研院所和地方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中，注重发现和加强科技成果中试环节的资金供给，促进社会资金涌入的撬动效应形成，防止企业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出现的“骑驴找驴”的现象。推动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进而形成产业体系和工业体系。发挥科技孵化器在推动创新的重要作用，建立国家级科技孵化器在投资科技企业的风险补偿奖励，保障机制，激励科技孵化器的积极性。
3.加强创新联系协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要素联动流通
创新活动并非随机散布在全球各地，创新区域集聚越来越明显，越是知识密集型经济，这种集聚优势越明显。科技成果转化是全链条发展创新，要注重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要素流通和联动。在科技创新内部，从基础创新到应用创新，再到技术转化和形成市场化产品之间存在复杂的联系，充分调动科技成果转化各方积极性，推动产业发展提质升级。技术创新存在外部性效应和企业的“短视效应”，政府做好引导和激励，发挥科技创新中知识创新成果的外溢效应，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品牌，增强在产业发展上的竞争力和参与制定产业链条利润分配的能力。我国的北京科学集群、深圳-香港跨地区创新集群在全球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应推动更多科创中心、科学中心和创新、产业高地建设，努力形成全球影响力的科学集群、产业集群。促进国内泛区域发展和协同，形成创新辐射和联系由城市之间向城市带、区域创新之间的转变。如京津冀、长江经济带、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等区域发展战略。建立广泛的创新联系，把创新放在全球共赢的框架下来理解，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创新要素的流动，布局产业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分工的深入融合合作。如“一带一路”倡议等，推动科学、技术、工程和产业的国际合作。
4.坚持激励约束并重，激活知识、技术、管理要素活力
构建创新主体的激励政策，激活科技成果转化活力。建立收益分配机制，按照权责一致、利益共享和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原则，制定研发单位、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或创新团队与所在单位、企业的契约关系，明确责权利。职务科技成果持有、使用、转让及处置权利下放研发单位的同时，制定引导激励措施，以最少70%股份作为股权激励奖励给成果完成人，通过现金形式许可、转让给第三方所得的收益，按照成果完成人最少70%现金奖励。高校、院所对科技成果评估、挂牌、拍卖等科技中介费用给予补贴。建立分类评价考核机，鼓励科研人员以股权方式转让科技成果。将知识产权、横向技术合同、科技成果转化业绩作为岗位聘用、绩效奖励的重要指标。高校、研究所通过无形资产入股等方式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为了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流失风险，对技术作价入股成立的公司，研发单位要求一定的现金出资底线（如500万元），同时一定限额内的增资扩股不得稀释研发单位所持股份比例。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拍卖监管。设立科技成果转化专门奖。推动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和新型研发机构，技术转化机构建设。依托高校、院所建设新型研发机构，发挥机构的灵活性和专业性，建设专业技术工程中心、产业共性技术实验室、无形资产评估体系等平台和咨询机构，探索直接股权投资、与政府基金对接、与社会资本对接、产业化专项基金运作等机制和优势。高校、科研院所和金融机构设立创业投资基金，和科技成果转化子基金，激励成果转化，通过科技园区和税收特惠区等政策促进科技型企业发展。
5.建设成果转化人才和知识产权机制，实现人才和创新红利
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探索人才制度和创新政策，吸引一流人才，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创新红利的转变。以色列被誉为“创新的国度”得益于人才的集聚。特别是1990年以来，以色列政府把引智计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包括设立外国专家引入计划、国家人才流入计划、外国企业家创新签证在以色列延长居住期、跨国公司在以色列研发中心吸纳高端人才税收优惠政策、解决移民科学家住房、子女教育等政策，吸引汇聚一大批科学家和高端技术人才去往以色列。高校、科研院所可探索兼职研究员、特聘教授制度，建设优良的人才文化。地方政府应设立人才计划尤其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复合型人才计划，做好人才住房、子女教育政策激励。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科研诚信体系建设，提升科研失信和侵权行为的违规成本。保护好企业的专利技术，对成果转化激励和配套奖励实行后置方式，同时，通过产品购置等激发创新活力。坚持创新自信，注重国际科技标准的制定，强化对科技创新成果输出的引导，以高质量科技成果供给对接国家和社会需求，提升社会和人民的建设科技创新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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