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书展“搬砖头”
每年的上海书展，总是绽放在四季中最炎热的时节，它既是一场读者的文化盛宴，也是出版人的内容生产、制作并最终收获的季节。
读者和出版人在这里面对面地交流，读者想找到心仪的图书，而出版人则想知道“上帝”的心里想的是什么。上海书展，为心灵和思想，提供了一个可视化的殿堂，可触摸的实体，可遇见的现在和未来。
每一本图书，从每一家出版社的手中，源源不断地汇集到这里，如同一块块砖头，构成了这座文化殿堂最坚实的基石和实体——展台上，一摞一摞的图书，如支柱、如墙体，整齐地码放着；展架上，一本一本的图书，又像打开的一道道窗户，静静地展示独有的风景。
为这座殿堂生产和制作这些“砖头”，离不开出版人每一道工序的努力。作为一名完整经历了15届书展的出版人，我每年都会给这座殿堂“搬砖头”。记得有一年，为了给后道印刷工序抢时间，争取让《新金融资本家》一书赶上书展，我熬了整整一个通宵读样、拼稿，累到头昏眼花，也算是完整体验了一把“东方泛出鱼肚白”的味道。
尽管其中的酸甜苦辣不足以一一道来，但每当看到读者在我们的展位上流连忘返的时候，看着他们空着手进来、沉甸甸地拎着图书满意而归的时候，我心里的满足感也油然而生。当看到有的家长在展位上一次性将上千元的《汉译财经辞库》的十余种辞书买下，作为礼物送给刚刚考上财经高等学府的子女时，除了工作成果得到认可后的欣慰，心里想到的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也期待自己未来产品的质量有如磐石一般坚硬。
望着读者远去的背影，检索着展台电脑里销售的书单，抽象的经济学供给和需求原理，在这里得到了最为具象化的呈现。从中，我们了解了读者需要什么样的图书，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砖头”才有最广大的消费需求。
每一届上海书展，都是观测图书市场需求的窗口。投资类图书在书展上始终是一个热点，这也让我始终将这类图书作为一个特色鲜明的大类，从内容、设计、装帧等各个方面不断加以强化，从本土版、引进版多角度入手，在书展上推出了《世界资本经典译丛》《短线点金》《黄金游戏》《五线开花》等多个系列，取得了很好的销售业绩。以《世界资本经典译丛》为例，迄今已经出版了100多种，其中的《1929年大崩盘》荣获上海图书奖一等奖，入选“新中国60年600本图书”。在书展上展出的这些优质市场型图书，不仅受到读者的喜爱，而且也引起了专业机构的注意，先后有华安、汇添富、鹏华、南方等多家公募基金公司冠名了多个书系，在这些“砖头”上标记下公司的名称，从而进一步降低了生产成本，也提高了产品的专业化属性，延伸了价值链。
图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如果仅仅只是从供给侧一端迎合市场，还是不够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出版人手中的黑色的文字，既是书写的符号，更应是文明的标记，揭示人类前行的方向。
我更喜欢自己给书展搬去的“砖头”，能够成为从“必然王国”通向“自由王国”的铺路石。高品质的学术类图书，是我乐于向书展投放的主打产品，《常青藤·汉译学术经典》《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文库》等，每年都会在上海书展推出新品，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其中的《德鲁克文集》《理解消费》等书籍，有幸入选了往年上海书展的“十大好书”。这些文明成果，通过我们的出版，在岁月的长河中，逐渐成为自身文化积淀的一部分。
在书展上，奇妙的化学反应还不仅限于此。有一年，我在展位上接待了一名来自香港的读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名书商，他对我们出版的专业化图书赞不绝口，而他看中的又是一批我们的引进版图书。经过协商，由外国的出版社提供版权，我们提供翻译权，香港的出版社引进出版的合作，很快就在熙熙攘攘的展位上达成了。上海书展为这些优秀的引进版图书的对外再次输出，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机遇，实现了版权贸易多维度交流的创新。
随着上海书展年复一年的开幕与闭幕，书展期间面向消费者的零售和各类讲座与推广活动，构成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嘉年华”。出版社通过与读者的面对面，使文化传承有了鲜明的读者“地气”。而我也从中更多地体悟到独有的文化韵味，即在选题的策划、出版的过程中，不仅仅定位为一种产品的生产，而且注重读者的反馈和共鸣；除了重视内容制作的传承价值外，还应当努力使优秀内容的制作与知识的传播和启蒙相结合，在思想引领中，追求与读者的认知和灵魂相碰撞所产生的火花。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次次的火花，在潜移默化中，无疑会对社会的整体进步，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上海书展，则为这一“碰撞”，提供了最好的平台。
尼采说：“我的时代还没到来，有的人死后才出生。”对于一本好书而言，又未尝不是如此——只有等完成销售，来到读者的手中，它的意义和价值才开始“出生”。这也是我期盼上海书展，并热衷每年为之挥汗如雨、“搬砖”不懈的原因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书展赋予了一本书籍新的开始、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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