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就是伟大心灵的回声
据说现在流行一个游戏，让各个专业的学者坦白自己应读却没有读过的重要著作，最离谱的学者才能获胜。如研究英国文学的学者承认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没有读过《红楼梦》等。经济学家大概很难在这游戏中获胜，因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真没有读过《国富论》《通论》这样的著作，这点已是人所共知了。
今天的经济学家读书的时间甚少，甚至大多不读书，既不读过去的经济学著作，也不读其他著作。因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在努力阅读最新发表的论文。只有读论文，掌握最新分析工具，才能写出被学术期刊接受的论文，而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很多人会自我安慰说，数学家无须阅读欧几里得，物理学家无须阅读牛顿，学术进展一日千里，所以学者不必非得追根溯源。这大概是经济学家必须得信仰的进步主义立场。如果你相信《圣经》说的“太阳底下无新事”，那就很难在这个行业里立足了。
有时我会回想起多年前刚进复旦大学时，张军教授曾告诫我们说，应该在大学期间多读一点经典名著，如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通论》等。如果大学期间不读这些书，恐怕以后都很难再读了。听了这番教诲，不少人都赶紧找来这些书读。但过不多久，几乎所有人都放弃了，因为所有这些著作都很难读。时至今日，哪怕我已在大学里讲授“经济思想史”课程，仍然觉得这些经典难读。由于缺乏适当的引导，我眼看着一代又一代学生在挑战经典的过程中败下阵来。
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是一项伟大工程，对学界的贡献无法估量。橘红色书脊的哲学书，绿色书脊的政治学、法学书，至今仍是哲学、政治学领域内学生必读的经典。但蓝色书脊的经济学著作，影响远不能与其他几类相比。它们也被大量引进国内，不乏名家名译，但真不知道潜在读者在哪里。
引进这些经济学书目，必然向很多名家征询过，反映出过去几十年经济思想史学界的主流认识框架。用今天的经济学来判断，可以发现其中包含有两条线索。一条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者叫主流经济学，从斯密一直延续到今天。另一条线索则是非主流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有很多批评和反思。而这些反思在今天看来非常重要，却几乎被人忘光了。将这两条线索并置在一起看，就能对经济学的演化历史有一个初步认识。
经济学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概念。例如法国学者季德的《经济学说史》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民国时就有中译，影响很大。书中有一节讨论托尔斯泰与罗斯金，今天读者一定觉得异常古怪。今日恐怕再不会有经济学家认真钻研托尔斯泰了吧。可这就是百余年前学界对于经济学的主流认识。在这段时间里，足够把一大群人剔除出经济学行列了。
阅读经济学的经典，大略有两种读法。一种由后往前读，一种由前往后读，可能前者更适合初学者。因为现代人多半已读过一些经济学基础理论，如曼昆《经济学原理》或萨缪尔森《经济学》。这些教科书结构清晰，用供给-需求分析给读者一个最基本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并涉及了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在这个抽象分析的基础上，读者可以往前追溯，慢慢补充思想细节。直接阅读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与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就是一法，这两本书分别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源头。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是萨缪尔森《经济学》之前最重要的教科书，直到1950年以后，西方仍有不少大学以此作为教科书。此书共有六篇，外加十二篇附录。最前两篇涉及方法论和一些基础定义，用意很深，却不好读。而第三至第五篇，大致对应于现代微观经济学，相对容易理解。而第六篇又是马歇尔独有的分配理论，也不好理解。读者可以先从中部熟悉的内容读起，然后阅读最前和最后的方法论分析，反复比照，最终对马歇尔的分析体系有一个完整认识。
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又是一本自成体系的大书。此书主要思想形成于1929-1933的美国大萧条背景下，直接挑战当时的主流思想即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这才慢慢形成自己的框架。所以打开《通论》，第一篇里就直指新古典经济学之不足，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只适用于特殊情形，而本书所论才是一般（general）情形，这正是《通论》书名的由来。所以，阅读《通论》要时时注意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较，才能体会凯恩斯的良苦用心。
这两本书虽然难读，但有今日经济学教科书的辅助，终有一些线索可寻。读完马歇尔与凯恩斯之后，如要再进一步，则可继续往前阅读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直至斯密《国富论》。这些早期经典与今天的差异更大。在一些思想史研究者看来，1870年前后，欧洲发生了一场“边际革命”。我们所接触的马歇尔、凯恩斯直到今日的经济学，都是边际革命之后的产物。这场边际革命把价值、分配等问题从经济学的核心议题中抹去，只从个人主义出发讨论，这才有了今天的经济学模样。而要钻研早期经济学经典，则必须重新面对价值、分配等议题，破除现有的经济学认识框架。
读书最艰难之处，就是既要理解经典著作在当时语境下的意义，又要理解经典著作在当代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边破边立。现代经济学绝不是单纯沿着一条继承、延续的脉络而发展。与之相反，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充满了斗争和反思，不断有新思想、新方法被引入经济分析，又不断地被抛弃。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百年前仍只是经济学的一个晚出的分支流派，却在很短时间内夺得话语权，反客为主，一举变成了经济学本身。
斯密的《国富论》是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内容丰富，文字灵活，确实是一本值得反复阅读的经典。它有很多种译本，最早可以追溯到严复的《原富》，其中使用最广泛的还是郭大力、王亚南译本，商务用的就是这版本。《国富论》共有五篇，层层递进，写作技巧非常高明。初读起来似乎很容易，但读到第二篇就会发现难度陡增，而且涉及到越来越多的历史知识和时代背景。如果只有现代经济学的基础就直接去啃《国富论》，恐怕很难读过第三篇，这就是我见过很多学生挑战失败的主要原因。
阅读经典，包括阅读经济学的经典，归根到底都是与伟大的古代心灵对话。从经典中，我们所能获得的东西绝不仅是知识。现代科学注重归纳，不断试图用更简洁、更抽象的语言或者模型来表达思想。经济学中亦有这种简化趋势，甚至从李嘉图的时代就已开始，熊彼特称之为“李嘉图恶习”，对此又爱又恨。归纳方法对于科学有益，但对经典有害。归纳的结果，往往就把支撑伟大思想的血肉剔除掉。而剩下的那几句教条，是否符合作者本意，也都是颇为可疑的事情。
在经济思想史所涉及的绝大多数时间段里，既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教授，更不用说匿名评审的学术期刊、终身教职这些二战以后才有的现代东西。以李嘉图为例，他是个银行家，二十多岁时就赚到了足够多的钱，业余时间倾心于研究数学和物理学。他在27岁时很偶然地读到斯密的《国富论》，对经济学一下子产生兴趣，尤其对用经济学阐释现实经济问题最有兴趣。而当时跟他岁数相仿的、最早的职业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与李嘉图结识之后，两人开始了通信。马尔萨斯把自己的研究手稿寄给李嘉图，同时也鼓励他整理出版自己的著作。李嘉图虽然对很多现实问题都有研究，但对整理出版非常犹豫。在马尔萨斯的一再鼓励下，李嘉图在45岁时出版《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李嘉图本人与这本书，后来都成为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一环。但李嘉图自始至终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也没有给学生上过什么课，这本书就是一个银行家的业余之作。
研究一个思想家，就像认识一个人。在认识这个人之前，你当然要对他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在此之后，就是对他留下的各种著述、材料之间进行分析。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材料永远是匮乏不足的。斯密主要留下《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两册书，而这两册书本身就已经历了许多版的修订。况且斯密生前还写过修辞学、法学、天文学等许多本书，只是自己都不满意，在去世之前付之一炬。我们一般接触的斯密，即使深入研究那两册书，也只是触摸到一个愿意让我们如此认识的斯密，而远非真实的斯密。如何准确理解和认识斯密，这就是有待经济思想研习者开展的具体工作。在我看来，去斯密长期生活的格拉斯哥待一阵，再去斯密曾经求学过的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看一看，可能更有助于理解斯密思想的诞生背景。
经济学是死的，但经济学家都曾是活生生的人。在一百年以前，他们的思想从未受限于什么经济学教条。从未学过经济学的人，往往畏惧今日经济学随处可见的公式图表，而不敢触摸那些经典；而已学过一些经济学的人，又有了一层知见障，容易对经典著作妄下判断。正是有感于此，我才写了一本《西方经济思想通识》，尝试以个人视角，与读者共同读一些经济学经典，认识一些伟大的经济学家。
文学评论家利维斯有一本名著叫做《伟大的传统》。他认为英国小说的伟大之处在于，有长达百年的时间段里，有一批作者不约而同地专注于严肃生活和道德关怀。这种认识方式也同样适用于经济思想的研究。任何试图阅读经典经济学著作的读者，也应该反思历代经济学者共同的问题意识和关怀，逐步梳理出经济学的伟大传统。经济思想就是伟大心灵的回声，而成为这种传统的继承者，也应当是读者和研究者的最高理想。
（作者梁捷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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